臣伏睹本朝法制宽平，过于历代，民之所欲者因而循之，民之所病者革而化之，祖宗德泽所以入人深而海内乂安，民气和乐。建隆初编敕四卷，百有六条，太平兴国中增至十五卷，淳化中倍之。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条，芟其烦乱，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，总十二卷，当时便其简易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又增至二十卷，千二百七十四条。至天圣中，有司言敕复增至六十馀条，命官删定，仁宗皇帝问辅臣曰：「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，信然乎」？王曾曰：「此憸人惑上之言也。咸平中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，去繁密之文，以便于民，何为不可」？仁宗然之，于是下诏中外，使言敕之得失。由是观之，朝廷之法，消息盈虚，与时偕行，何常之有？神宗皇帝穷天下之至神，语圣人之妙道，其绪馀为法于天下，新于熙宁，成于元丰。及其久也，如天四时，春夏虽仁，不可常行，秋冬代之；秋冬虽义，不可常用，春夏更之。元祐上封事者，言法度于民不便，因而更张之，如太宗之于太祖，章圣之于太宗，仁宗之于真庙，神考之于仁、英朝，删法度务从民便。所以垂帘九年，朝廷无事，夷夏乂安。哲宗皇帝亲政，召章惇为宰相，不能以道事君，用群小合谋害元祐忠贤司马光、吕公著等，变乱神考法度，谓之不忠；不能绍述，谓之不孝。以此激怒先朝，此王曾所谓憸人惑上之言也。惇以光等变乱神考法度不足为深罪，又编类臣寮章疏，择其切直不讳之言与夫陈乱世以讽今者，谓之讪上，谓之指斥。臣观《书》，见禹戒舜曰：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」。周公戒成王曰：「无若商王纣」。丹朱，尧不肖子；纣，商之无道君。禹以尧不肖子戒舜，周公以商无道君戒成王，亦可谓之讪上乎？亦可谓之指斥乎？惇又以章疏语言不足为大恶，乃持文及甫、邢恕之私言辄诬光等谋废立为不轨。无状可按，无迹可寻，无證佐可明，惇一切以意为之。臣闻章献时，程琳上《武后临朝图》，终仁祖世为将相，光等有程琳之事乎？惇辄诬光等为不轨，是诚何心哉！永兴军流人上寇准变事，吕夷简曰：「准治下急，是欲中伤准耳，宜勿治，益徙之远方」。元祐间有曾告光等变者乎？今辄诬光等为不轨，是诚何心哉！徐铉于《江南录》云：「宋齐丘将图不轨」。太宗皇帝览书，谓左右曰：「齐丘尽节于李氏，铉以私憾加谤，岂得为直笔乎」？齐丘，江南李氏之臣，铉以不轨之罪加之，太宗犹恶焉，况惇辄诬本朝忠贤司马光等谋废立为不轨，陛下可优容之乎？臣谨按，惇当国七年，窃持威柄，祸福天下，勇于害贤，敢于杀人，临大变，订大事，包藏阴谋，发为异议，陛下尚优容之乎？祖宗怒惇久矣，今付陛下震之；上帝怒惇久矣，今命陛下诛之。陛下何惮而不果耶？伏乞睿断，早赐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