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睹诏书，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，此见陛下求治之切也。然数十年来，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，其馀擢居要路，以待相继而用者，又充塞乎台省。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生，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，更持政柄，互秉钧轴。历千百年，无一人立异；虽万世子孙，无一人害己。此蔡京之本谋也，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？且如冯澥近日上章，其言曰：「熙宁、元丰之间，士无异论，太学之盛也」。此奸言也。昔王安石用事，除异己之人。当时名臣如富弼、韩琦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诲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，咸以异论斥逐，布衣之士，谁敢为异乎？士携策负笈，不远千里，游乎学校，其意不过求仕宦耳。安石著三经之说，用其说者入官，不用其说者黜落。于是天下靡然雷同，不敢可否，陵夷至于今大乱，此无异论之大效也。而尚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？又曰：「崇宁以来，博士先生狃于党与，各自为说，附王氏之学则诋毁元祐之文，服元祐之学则诋诮王氏之说」。尤为欺罔。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诋诮王氏之说乎？自崇宁以来，京贼用事，以学校之法驭士人，如军法之驭卒伍，大小相制，内外相辖，一有异论居其间，则累及上下学官，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。其意以为一有异论，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，闻于人主故耳。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？欲乞下太学，取博士讲解覆视，则澥之诞谩见矣。至如苏轼、黄庭坚之文集，范镇、沈括之杂说，畏其或记祖宗之事，或记名臣之说，于己不便，故一切禁之，坐以严刑，示以重赏，不得藏匿。则禁士异论，其法亦已密矣。澥言为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，其欺罔不亦甚乎？欺罔之言公行，则实是何从而见也？然先王之求实是，亦有道矣。皇帝清问下民，《周官》询于众庶，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为然，必询于国人，则实是见矣。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，揭于通衢，以验国人之论而赏罚之，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。此陛下之福，天下之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