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观夏侯太初之论乐毅，称毅之书，谓伊尹放太甲而不疑，太甲受放而不怨，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并，而称毅之不取莒与即墨，谓明信义于天下，将纵二城而降之，以为王业之所起。呜呼！何其言之过欤！毅，战国之雄耳，其智岂足以知王者之事哉？一说昭王而平齐，复其数年之仇，毅之才尽是矣，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？且以战国之际，士驰说以干时君，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动人，其所说一切不出于情实，则毅之称伊尹、太甲之事，是果其心欤？且毅将燕师，一战而破齐，虏获其重器而逐其君。燕国之弱小，而五岁勤师于外，亲所下者凡七十馀城，则士卒亦少敝，而国之转输应接亦少劳矣。故顿于二城之下，盘桓而不能取，且不终毅之计，而骑劫代之矣。由是观之，毅之不拔二城者，是力有所不足，未得尽用其计谋。而考毅之用心，固未始有纵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业之事也。且毅尝一至临淄，尽取齐宝、财物、祭器，输之于燕。而下七十馀城，其所杀伤不知几何！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战，齐民之视毅不啻若寇仇。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，毅之为计必不若是之愚者。且方是时，田单守即墨，单善为兵，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。何夏侯生之妄论也！司马迁称异时事类苏秦者皆附之秦，故战国策士之所载多不足信。而迁之所载毅事未始有此，故予皆不信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