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问：「唐太宗如何主」？对曰：「陛下当以尧舜为法，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。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，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，不知圣人经世立法，常以中人为制也」。

夫道止于中而已矣，圣人经世立法，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，道固然也。故尧舜禹三圣相授，皆曰「允执厥中」而已。盖立法失中，其过与不及，皆非圣人之道也。

上问：「周公用天子礼乐，有之乎」？对曰：「于传有之」。「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」？曰：「周公之功，众人之所不能为；天子礼乐，众人所不得用。若众人不能为之功，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此所以为称也。然周用骍而祭，周公以白牡，虽用天子礼乐，亦不嫌于无别」。

周公之所为，皆人臣之所当为也；为人臣之所当为，是尽其职而已。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，是过也，岂足为周公哉！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，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。故《记》曰：「鲁之郊也，周公其衰矣」。又曰：周用骍，周公白牡，虽用天子之礼乐，不嫌于无别。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，决为有礼，非通论也。然周公用白牡，见于《明堂位》，所载凡四代之服器，鲁兼用之。白牡，商礼也，夏尚黑，周骍，则鲁兼用也，以是为有别，亦疏矣。

上问张端河北盐议，对曰：「亦恐未可为上言」。韩琦亦有文字，曰：「此事恐须少待，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」。上曰：「但理财节用，亦足以富，如此事不为可也」。曰：「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，河北虽榷，似未有妨」。因言：「理财诚方今所先，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。凡利者，阴也，阴当隐伏；义者，阳也，阳当宣著。此天地之道，阴阳之理也。若宣著为利之实，而礼义廉耻之俗坏，则天下不胜其弊，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」。

取之有艺，用之有节，先王所以理财也。故什一，天下之中制，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。取其所当取，则利即义矣。故曰「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」，则义利初无二致焉，何宣著隐伏之有？若夫宣著为善之名，而阴收为利之实，此五霸假仁义之术，王者不为也。故青苗意在于取息，而以补助为名，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，而以均济贫苦为说，皆此意也。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，而有若对曰：「盍彻乎」？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，使后世之士言之，人必以为迂也，非深知先王之道者，何足以语此！

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，可积边谷。对曰：「欲钱重，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」。因为言：「泉府一官，先王所以摧制兼并，均济贫弱，变通天下之财，而使利出于一孔者，以有此也。其言曰『国事之财用取具焉』。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，至于国有事，则财用取具于泉府。后世桑弘羊、刘晏粗合此意。自秦汉以来，学者不能推明其法，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」。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，以为均输之本。上曰：「三二百万，或三五百万可出也」。

桑弘羊为均输之法，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。先王以九职任万民，与通货财，商贾之职也。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，商贾岂不失职乎？余尝考泉府之官，「以市之征布，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」。夫物货之有无，民用之赢乏，常相因而至也。不售者有以歛之，盖将使行者无滞货，非以其贱故买之也。不时买者有以待之，盖将使居者无乏用，非以其贵故卖之也，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，而有无赢乏皆济矣，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！然泉府所以歛货者，以市之征布而已；市之征布，廛人所歛者是也，其歛能几何？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，乃其宜耳。今乃欲借内藏之钱，何也？夫关市之赋，以待王之膳服，此经费也。邦之大用，内府待之；小用，外府待之。大用，谓大故大事也。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，特内外府之所待，与夫经费之外者耳。其所用而取具，盖亦可知矣。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，皆饰说也。

王氏云：「陛下诚能慎察义理，而左右不循理之人，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，诚宜示之以好恶。经或言知、仁、勇，或言仁、智、勇，未有先言勇者，独称汤曰『天乃锡王勇知』者何也？《书》曰：『肇我邦于有夏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』。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，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，艰难如此，若非勇知，何能自济？所以能自济，尤在于勇。陛下救今日之弊，诚患不可以不勇。今朝廷异议纷纷，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，亦不必人人有意。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，合为异论，则举朝为所惑」。

汤之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，故能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，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。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，故以勇知言之。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」，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。若夫立法造事，不为众论所与，一以力胜之，而能成天下之务，未之有也。

上问：「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，如何」？余曰：「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援之以手，权也；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可全十五万性命。今欲为凶年计，当以凶岁为之，而国用有所不暇，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，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。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」。

鬻祠部三千，盖六十馀万缗，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，取之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由是得以不蚕而衣，不耕而食，亦取赀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故其徒益繁，则其害益甚，是未及赈饥，而先困吾民，以资游手也。先王之时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，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，以其豫备故也。不知为政，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，以为赈饥之术，正孟子所谓「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」。以是为王道之权，岂不谬哉（《诗》云：「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。」）！

上因问：「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何谓也」？余曰：「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，诚也。诚则于物无所蔽，于物无所蔽则明矣。能学先王之道，以解其心之蔽者，明也。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，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。人之所以不明者，以其有利欲以昏之，如能不为利欲所昏，则未有不明也。明者，性之所有也」。

诚者，天之道也，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。告子之不动心，岂利欲能昏之哉！然而未尝知义也，未尝知义，非明也。然则所谓明者，非物格知至，乌足与此哉！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，故其言每以是为至，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。

前一日陈升之言：「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升之难为更签书，只总领商量」。余曰：「如此，则合令谁签书」？升之曰：「只谏议与押」。余不答，既起与之同行归厅，余曰：「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，何意」？升之曰：「体不便」。余曰：「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，参知天子政事」。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、吕吉甫领局，余与升之提举。余曰：「臣熟思之，此事但可如故，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，今亦只是辅臣领局，有何不可」？升之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难称司」。余曰：「于文反后为司，后者君道也，司者臣道也，人臣称司，何害于理」？升之曰：「今之有司、曹司皆领一职之名，非执政所称」。余曰：「古六卿即今执政，故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各名一职，何害于理」？曾公曰：「今执政古三公，六卿只是今六尚书」。余曰：「三公无官，只以六卿为官。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，盖其他三公，或为司马，或为司徒，或为司空。古之三公，犹今之三师。古之六卿，犹今两府也。宰相虽无不统，然亦不过如古冢宰，只掌邦治，即不掌邦教、邦政、邦礼、邦刑、邦事，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。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，掌之有何不可」？又云：「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，所谓制度也。《礼记》曰『非天子不制度』，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，有何不可」？

《周官》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，而冢宰掌邦之六典。虽掌邦治，实兼总六职，盖教、礼、政、刑、事，皆治之具故也。故冢宰施法于官府，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，则其兼总可知矣。故周公以三公为之，盖宰相之任也。未闻有三公为司徒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者，舜曰「畴咨若予采」，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。故舜自谓「予采」，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，皆天子之职业矣。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，人主之大柄也，亦以有司为之，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，而使宰相专领之乎？以宰相为有司，于体诚非宜，此但以口给禦人，取胜同列，非笃论也。

「凡兴事造业，振救衰弊，诚须临事而惧，若顾恤流俗人情，畏其不安，即不能为周公所为。商人与三监畔，征之三年，若畏人情不安，则必大赦以安之。及事平，乃更迁其世族庶士，居之洛邑，彰善瘅恶，以教训之，初无畏众之意。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。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，以能者代之，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？古之有为者，上如周公，下如柴世宗，皆不苟畏人情，而但务因循，所以能各随其材分，兴起功业」。

周公东征三年，而东人欲其留，西人欲其归，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，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，非厉之也，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？柴世宗方用兵讨伐，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，故能有功，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。夫兴造事业，不稽乎众，而欲以辨给胜之，一有异己，则指为流俗，而妄引周公、世宗之事以惑圣听，不亦异乎？

上患内藏、三司见钱少，余曰：「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，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。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，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。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，乃更令送金银匹帛。外方既折纳到见钱，却须要金银匹帛，诸路不免科买；民被科买，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。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。鲁公曰：「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，则钱荒不便」。又曰：「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，然人皆患钱少」。余曰：「假令钱少亦无可患，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，可谓钱少。然其时更为乐岁，人无所苦。唯唐中世用两税法，令百姓以钱为税，然后人始苦钱少。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，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，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。此乃上设法为患，非钱少为患也。今二税令人输粟帛，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，何由能致人患」？阳叔曰：「于古输诚然，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，若斗米五钱，则斗米可折得五钱，官中合用钱，何由办给？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」。余曰：「今官司用钱为多者，莫如粮草。若钱少而重，则粮草更不费钱。今近边百万贯，不能籴得百万石米。若斗米五钱，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。至于其他用见钱，亦岂能多于粮草？就令用见钱处多，若钱重自可。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，此乃人主轻重之权，何至更以钱少为患」？

二税用钱，故民间以钱少为患。三司以斛斗折钱，何异二税，而不以钱少为患，此何理也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，若输钱取其情愿，则斗米五钱，所输无几矣，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？若必令输粟，则是不取情愿，非法也。若不以时直输钱，则民受弊矣，皆不可也。夫钱重则物轻，若用处折以他物，则用物亦多矣。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。民之所有，粟帛而已，而钱者，官中所积也。终岁勤动，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，虽边储百万石可致，其伤农甚矣，而谓钱少不足患，尤非理也。

呈程颢奏：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，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，云云。呈孙觉劄子，至「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故为此法阴相之，不专用此为治」，余曰：「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尚须此相；民兼并多，民乏绝者众，则此法岂可少？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，今岂全废馀事，专行此法」？又读至「周公所以取息者，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故也」，余曰：「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，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。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，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」？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，以为今法虽未有害，及至后世，必有剥肤椎髓者，余曰：「此周公所不以为虑，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，此可谓私忧过计也」。觉所言无理至多，读不至终而止。

《周官》「平颁其兴积」，《新义》曰：「无问其欲否，概与之也，故谓之平」。则俵粟不取情愿，盖其本旨也。故台谏言广渊，不惟不以广渊为罪，乃更以为尽力。夫《周官》所谓平者，岂概与之谓哉？谓无偏陂而已。为是说者，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。泉府凡民之贷者，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法为之息。盖贷民所以助不给，田不耕，宅不毛，犹使之出农粟里布，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。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，有司辨之，宜若弗授也。又以国法为之息，则民不轻贷矣。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，未为过论也。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，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，皆其自愿耳。然而其求之艰，其出息重，非迫于其急不得已，则人孰肯贷也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，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！细民无远虑，率多愿贷者，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。以易贷之金，资不急之用，至期而无以偿，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。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，出倍称之息，以偿官逋；明年复贷于官，以还私债，岁岁转易，无穷已也。欲摧兼并，其实助之，兴利之源，盖自兹始，而莘老之比作俑者，亦不为过论也。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，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。孟子曰：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。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，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，是谓徒法，然则周公法、今法，安得不为异？

呈朱越乞小郡，上问朱越，佥取实对，又问越何处人，因甚人说他。余曰：「朱越是江宁人，臣久居江宁，与之相识。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，建州地远事繁，无职田，无锡赐，无酬奖。朱越素廉洁有行，居官无败事。又是大卿，比巩申、王秉彝辈只有过之，即无不及。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闻亦廉介，可惜年老」。佥言其不老，上曰：「若在京，好一见之」。余曰：「虽在京，陛下亦何须见？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，何足挂圣念。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，陛下乃当审察。若臣诞谩不足信任，便改命忠信之人，付之政事。以天下之大，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非为如此，只是人言欲考实」。余曰：「陛下每事欲考实，甚善，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」。又曰：「人主防人臣为奸，当博见人，穷理道，考事实。穷理道，考事实，则虽见奸人，无害。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。人臣为奸，尤恶人主博见人。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，以为人主即位，当深防次对官上说」。

荆公每言：「人主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」。至除朱越建州，则固拒人主，使不得见，此何意也？朱越果材耶，见之何害？果不材，则固拒人主不得见，非蔽欺而何？观其言之彊悖，虽同列不可堪也，况君臣乎？夫君子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。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，其所养盖可知矣。

上论不尚贤，余曰：「尊尊亲亲贤贤，并用先王之政事也。老子不尚贤，是道德之言」。

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」。孔子曰：「为政以德」。离道德而为政事，非先王之政事也。

上曰：「用兵须有名，如何」？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。上曰：「恐但顾力如何，不计有名无名」。余曰：「苟可以用兵，不患无名，非兼弱攻昧，则取乱侮亡，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，岂患无名？但患德与力不足耳」。

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，而上无政刑，废诛不加焉，而后兼取之，则有名矣，此《书》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。乃曰「用兵不患无名」，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，王佐不为也。

上曰：「使释老之说行，则人不务为功名，一切偷惰，则天下何由治」？余曰：「如老子言道德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。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，则相率乱俗，陷为偷惰，如西晋是也」。上曰：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，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」。余曰：「诚如此。若夫功名爵禄，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，使人人薄功名爵禄，上何以使下？故先王所以运天下，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」。

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各尽其道，所谓至也，至于其身，为天下用，岂为功名爵禄哉！盖君臣者，人伦之大，为臣义当如此也，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。人伦明于上，则人知自尽，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亦孰敢不为用也哉！先王所以运天下，用此道而已，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。夫名位爵禄，天之所以待有德，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。故《书》曰：「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」。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，乃欲以是役使群众，非所以奉天也，盖其学不足以知天，其论每如此。

上曰：「商鞅何尝变诈」？余曰：「鞅为国不失于变诈，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」。

商鞅狭持浮说，以帝王之道干孝公，其术盖本于变诈，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！谓其失不在于变诈，盖亦不究其本矣，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。

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，手敕：「如此，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，而无其实」云云。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，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，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，务要足约定之数，则官吏并科违制，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。上以为然，从司农所奏。余曰：「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，不可示以姑息。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，或打鼓截驾，恃众为侥倖，则亦非所以为政。天下事大计已定，其馀责之有司，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。今每一小事，陛下辄再三敕质问，臣恐此体伤于丛脞，则股肱倚辨于上，不得不惰也」。

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，平时差役不到下户，今升下户为上户，使之输钱，则贫弱受弊，而上户免役，为法之害，孰大于此？而人主不得质问，质问则以为丛脞，此何理也？尧之时，天下大计已定矣，然而设谤木，询刍荛，岂固示之姑息耶？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，未之有也。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，则误国多矣。

「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」。又云：「如陈襄奸邪，附下罔上，虽放流窜殛，自其常分」。又云：欧阳永叔乞致仕，冯固留之，上弗许。余论永叔：「以韩琦为社稷臣，则修为忠良，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。故如修辈，尤恶纲纪立，风俗变」。又云：「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，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，坏朝廷政令，留之何所用」？又云：「鲧以方命殛，共工以象恭流。富弼兼此二罪，止夺使相，诚为未尽法」。

自韩、富而下，皆元勋世臣、名儒硕德，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。一有异己，则指为奸邪，待以四凶，诋诬大臣，颠倒邪正，盖自此始也。作俑之祸，抑又甚焉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卷六。）。

「白」上原衍「别」字，据四库本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