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春秋之时，《诗》非尽亡也，《黍离》降而为《国风》，则王者之诗亡；王者之诗亡，则《雅》不作，而天下无政矣，《春秋》所为作也，故曰《春秋》天子之事也。孔子没，更秦燔书，微言中绝。汉兴，诸儒守专门之学，互相疵病，至父子有异同之论，况馀人乎？然自昔通儒达识，未有不由此而学也。熙宁之初，崇儒尊经，训迪多士，以谓三《传》异同，无所考正，于六经尤为难知，故《春秋》不列于学官，非废而不用也。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，遂阙而不讲，可胜惜哉！高邮中丞孙公先生以其餍馀，尽发圣人之蕴，著为成书，以传后学。其微辞妙旨，多先儒之所未言者，启其关键，使学者以稽其门，叩其户，以窥堂奥，岂曰小补之哉！余得而伏读之，不能释手，闻所未闻多矣。而其孙广伯乃以其书属余为序，以予之浅陋，使得挂名经端，自托不腐，岂不幸矣哉？然承命以来，于兹有年矣，而不敢措笔于其间。窃谓先生以宗工钜儒，世所师仰，虽片言寸简皆足以垂世传后，况其成书耶？晚学后进，妄以芜辞污镘之，非惟不足以为重，乃退之所谓言之适有累于高明也，故绝意不敢为。而广伯之请益至，乃勉为之书其后，庶乎如古之附骥尾者，后之览者矜其意而勿诮焉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