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「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」。唐虞禅，夏后、商、周继，皆天也，圣人何容心哉，奉天而已。横渠先生曰：「舜之孝，武王之武，圣人之不幸也。征伐岂其所欲哉，不得已焉耳，故曰未尽善也。帝王之号亦曰时而已，皆非有心迹之异也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」。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，以心体之，则中之义自见。执而勿失，无人欲之私焉，发必中节矣。发而中节，中固未尝亡也。孔子之恸，孟子之喜，因其可恸可喜而已，于孔孟何有哉。其恸也，其喜也，中固自若也。鉴之照物，因物而异形，而鉴之明未尝异也。庄生所谓「出怒不怒，则怒出于不怒；出为无为，则为出于不为」，亦此意也。若圣人而无喜怒哀乐，则天下之达道废矣。一人横行于天下，武王亦不必耻也。故于是四者，当论其中节不中节，不当论其有无也。夫圣人所谓毋意者，岂恝然若木石然哉？毋私意而已，诚意固不可毋也。若所谓示现者，则非诚意矣，圣人不为也。故孟子论舜曰：「彼以爱兄来，则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」？毋诚意是伪也。武王之克商，缵文王之绪而已。故《泰誓》曰：「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肃将天威」。又曰：「予克受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」。则武王虽以一戎衣而有天下，盖不自以为功，归诸文王而已。则严父配天，盖武王之志也，周公其得已乎？然是礼也，肇自周公，故曰「周公其人也」。《中庸》曰「周公成文王之德」，正谓是欤！道固有义，义不足以尽道。《易》曰：「和顺道德而理于义」。既曰「和顺道德」矣，又曰「理于义」，则道于义固非一事。横渠水沤之说与释氏轮回之说异，其详具于《答吕和叔书》中，此是非异同，达者当自见之，非言论所及也。致知必先于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斯知止矣，此其序也。盖格物所以致知，格物而至于物格，则知之者至矣。所谓止者，乃其至处也。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，莫不有道焉，而皆以诚意为主，苟无诚意，虽有其道，不能行也。故《中庸》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，一者何？诚而已。盖天下国家之大，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。然而非格物致知，乌足以知其道哉？《大学》所论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，其原乃在乎物格，推之而已。若谓意诚，便足以平天下，则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虚器也。故明道先生尝谓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正谓此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