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传曰秦失之彊，周失之弱。昔周公治鲁，亲亲而尊尊，至其后世，有寖微之忧。太公治齐，举贤而上功，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。夫亲亲而尊尊，举贤而上功，三代之所共也，而齐、鲁行之，不免于衰乱，其故何哉？国家承平百年，六圣相授，为治不同，同归于仁。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或至于媮；欲法神考之励精，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，流入于刻。夫使忠厚而不媮，励精而不刻，亦必有道矣。昔汉文宽大长者，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，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；宣帝总核名实，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，而不闻其有督察过甚之失。何修何营，可以及此，愿深明其所以然之故，而条具所当行之事，悉著于篇，以备采择。

善言古者不知变，习于世故，足以经物成务，而不在于法义，此士之所患也。考古之道，御今之宜，故明者不两失也。夫明者自明也，故明于物，君子之事而学者懋焉，愿效其愚。夫王者之政，远近异宜，贵贱异制，而其行之一也。一者，政也，先王所以同天下也。昔周公之作周也，典以经邦国，则以驭都鄙，法以任官府，内建六卿以导其治，外建监牧以齐其政，掌交谕其好恶，布宪达其刑禁，正人察其反侧，行人书其逆顺，协于朝觐而考于巡狩，小则讶士治焉，大则司马讨焉。方是之时，器不异量，书不异文，行习有常，风俗大同。故曰夏尚忠，商尚敬，周尚文，是之谓治。至于上失其政而下擅命，国殊治而家异俗，故秦尚武，晋尚俭而曹尚奢，卫失之淫，陈失之荒，齐鲁异变而鲁卫同归。故曰「天下无道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」，是之谓乱。夫亲亲、尊贵、进贤、保庸，治典之八柄，而太宰之职也，废一不可，而齐鲁各有行焉，非所闻也。学者以谓齐鲁之于八柄各有隆焉，非异道也，是不然。王者革命易姓，变古振弊，作为一代之法，则隆杀有焉，所以新天下也。故虞氏贵德，夏氏贵爵，殷人贵富，周人贵亲，非诸侯之事也。夫齐之彊自桓公始，举贤上功，管氏之政也。逮晋之兴，而齐衰矣，其事晋如小侯，特屈彊于鲁、卫之间耳，而鲁固暴于邾、莒矣。此无他，地有小大，人有众寡，非政得也。隐、桓之际，兵行中国则常彊矣，国无其人，能不衰乎？春秋之际，两君不葬，诸桓之盛，其不夺者幸也。由是论之，齐未尝不衰而鲁未常不乱也。世徒见其田氏代齐，三桓弱鲁，以为亲尊之弊，不亦陋乎？盖汉之诸儒，明不證理，见周之衰而未闻其盛也，喜为异说以自智，或者有所传焉而不能明也，遂以前知其然为二公之圣贤，君子无取焉。夫事有其官，官有其人，上下相维，刑赏并用，可谓备矣。然而不举者，不考法于先王也，是以其弊，居之不知其任，行之不知其分，勇者自用，懦者自弃，久之则倦，远之则怨，急之则诈，缓之则偷，赏而不劝，刑而不变，古今之公患也。先王之治有政焉，而非其本也，其所本者化也。政者，治之具也。为化以德，为政以礼，化以革之，政以行之。譬之田焉，化犹天道也，政犹人力也。人力至矣，而阴阳之和、雷风之动、雨露之润不时则不生；天道顺矣，而种植之宜、耕锄之功不勤则不丰。天人相与而成岁矣。有化有政而不举者，又有刑焉。政以使君子，而刑以御小人。刑者，先王有之而不敢先也，非所以待士大夫也，政化行而后刑可用也。是故政以佑德，刑以佐礼，而本末具矣。虽然，治之始也。道德既明，风俗既成，则刑设而不用矣，治之终也。夫不务德礼而用刑，是以小人使之也，而责其治可乎？先王明足以官人，而有礼以使之，有度以则之，隆之以恩，谕之以义，时考其绩而诛赏焉，可谓有其政矣。而其所以治者，盖有以先之也。正心以及身，正身以及人，先王之化也。化以导其内，政以齐其外。导之以德，则勇者安焉，懦者兴焉。齐之以礼，则智者不敢先，愚者不敢后。此其所以宽而不苟、察而不苛之道也。古之人有之，尧舜是也。昔在唐虞，明德以协百姓，考绩以行黜陟，戒之以休，董之以威，劝之以九歌，申之以四罪，而庶绩熙矣。此无难，惟君与相懋之而已。故《书》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」。汉之宣、文，称号仁明，有纪于后世，然未足以与此也。夫有其志者有其事，有其事者有其功，是以君子务大其志、重其事，而不有其功。文帝有可致之资而无欲治之意，闻贾生之论则退避未遑，闻释之之说则毋甚高论，其所志亦苟矣。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，行其善而非法也，好申韩而非学也，方内治安而非政也。而一时之士，又无其人，此汉之所以不振也。贾生区区有慕古之心，而大臣以谓纷乱诸事。其大者既已旷废矣，盗吏出粟赋钱，数以百万，奸人乘传周行郡国，其小者又不恪矣。君子之学以成其志，则志不可不先定也。醉酒者乱，操刀者杀，则有以使之也，其学又不可不慎也。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韩之书，则其志可知矣。故其治以察为明，以刑为义，以律为法，以赏罚为政。而文俗之吏，都公卿之位，言足饰人之罪，文足成人之辜，故杨恽、盖宽饶以语言成罪，而赵广汉、韩延寿以怨耦致刑。君臣如此，可谓刻矣。虽然，方文帝之时，匈奴之彊，魏尚战胜有功矣，以移书一言之误，文吏绳之以法，则免官夺爵而罚作矣，吏岂笃于厚乎？地节之间，王成以伪蒙褒赏，而俗吏习为虚名，欺谩以避课，至以不禁奸邪为宽大，纵释有罪为不苛，黄龙之诏、张敞之议，尚可考也，吏岂称其职乎？故曰未足以与此也。夫以文帝之仁、宣帝之智，而其治效若此，盖刑政之不足恃也。世以文帝为宽，宣帝为察，而不知两君未常定其所尚也。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学申韩，则其所学害其政也。故其议刑未尝不重，闻释之之论未常不轻者，以其资之仁也。宣帝好察，而起于民间，知民之苦汉吏也，而行之以宽。故其为治以安民为本，弃严延年而用黄霸、于定国。然有时而刻深者，以其资之察也。是故德者治之本也，可不务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