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圣王不作，道术散，天下之言不归于杨，则归于墨。当是时也，儒有孟子者，负命世之才，传圣人之学，惧邪说之芜民，悼王道之不昭，于是骋仁义之辩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谓杨墨之害侔于洚水滔天、蛮夷猾夏、猛兽祸物、乱臣贼子，距之，所以承禹、周公、仲尼三圣人之业也。盖杨子以为我而无君，墨子以兼爱而无父。夫君臣父子，人道之大伦，治安之纲纪也。立言设教，而率天下之人灭大伦，乱纲纪，同于禽兽之非类矣，是宜君子力距痛诋而灭息之也。故子云曰：「古者杨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」。释氏以理性之说倡道天下，谓至妙之理，本无名物，善恶空有，悉从妄起。人之灵性，此理皆具，惟五官接于外，七情感于内，心之思虑，道不足而引于物，故灵性彫丧，而至理远矣。惟为佛者，乃能外觉万有之为妄，内觉一性之为真。真妄已分，则契至理。为佛之法，去妻子之属，弃父母之养，绝祖宗之绪，舍君主之事。兼忘则视形骸如粪壤，兼爱则视草芥如君亲。以杨墨之道观之，其为绝灭纲纪，废乱大伦甚矣。天下之言皆曰，三者之教本乎一道，至于尽理性之说，则儒不如老，老不如释。至谓小民不畏刑诛而畏报应之说，刑诛不足以惩恶，报应，人惧而不敢犯，是为有补于王道。此亦未之思也。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诛，而畏报应者，为刑诛僭滥，而报应不可侥倖也。使世之刑诛如报应之说无僭滥而不可侥倖，则小人知畏，而无待于报应之说矣。不知正法以为治，而恃无形莫考之说以冀万一，智者弗为也。举天下之言，不及仁义忠信，而惟理性之说；不称尧舜姬孔，而惟释氏之诵。先王之道不著，西域之教流行，使孟子复起，不识在所取乎？将在所距乎？如在所取，则吾不知也；果在所距，则天下之风靡然惟理性之尚者，不可不革。夫鲜衣美食，溺妻爱子，耽黩玩好，奔走势利，兹数事者，释氏之所先去者也。天下之人未能忘此，而喋喋然曰理性哉！理性哉！此释氏之罪人。遵其戒律，尽其宗旨，如其书之所谓佛者，本不足以经世，又况未免为其罪人者，恶足以济王道乎！徒舍仁义之学而论理性，捐名教之习而谈清净，使志意隤惰，辞气烂漫，至于尊主庇民，忠义名节之际，往往逡巡而不肯为。所至之地，庠序不顾，兵刑未省，联镳方驾，慇勤塔庙，与一二缁流促膝剧谈，侧影移晷而不知倦，俯仰如意。片言适情，则过誉借声，便同佛祖。徒使无知小民观望承效，竞先奔走，破家废业，黜妻亲，毁形骸，捐性命者多矣。蠹弊风俗，其有大于此乎？夫杨子取为我，其义失于无君，非舍君也；墨子兼爱，其情失于无父，非弃父也。然昔人距之甚力。释氏弃君亲，灭忠义，过于杨墨远甚，天下之士恬不以为怪，方且誉之不暇，尚距绝之何有哉！昔两晋之风所以不竞者，当时士大夫非无奇伟磊落之才，经世济功之术，徒以承汉末之流风，习曹魏之逸韵，祖述柱史，宗师园吏，尚清谈，贵名理，窅然慕林下之风气，以礼法为桎梏，视政事为尘垢。士有不由此者，天下共指而笑之，谓之拘儒俗吏。及风俗既靡，而礼法坏败，政事颓弛，于是鱼烂冰释，不可支维。鉴晋人之流荡，视清谈之败俗，理性之渐，殆不可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