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观唐虞以后有天下者，安危荣辱之所从，长久亟绝之所自，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，而所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、法律二端而已。盖纯用诗书者，三代也；纯用法律者，秦也。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夏、商、周之兴也，治教政令既本于道德之意，而舟车器械亦出于义理之文，其迹载于典谟训告誓命之篇，而其旨寓于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之什。当是时也，圣贤之学著而百家之说熄，帝王之制举而霸者之事废，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故曰纯用诗书者三代也。魏文侯之师李悝，论次诸国之法，著为《法经》，其徒商鞅用以相秦，始作收司、连坐、告匿之法，而辅以诋欺文致细微之事。晚节末路，至于焚书坑儒，偶语者弃市，以是古非今者族，吏见知不举与同罪，故曰纯用法律者秦也。汉自高祖纳陆贾之言，命为《新语》，用叔孙通之说，而使定礼仪，可谓知所取矣。而以三章之约不足禦奸，于是萧何捃摭秦法，作律九章，而张汤、赵禹之徒，又为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。唐自太宗诎封伦秦汉之论，用魏公帝王之谋，可谓知取舍矣。而朝廷郡县，百官有司，所以朝夕从事者，一出于律令格式之文，故曰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惟其纯用诗书，故三代享国安荣，而历年长久。惟其纯用法律，故秦危辱而亟绝。惟其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，故汉唐之有天下，虽号长久，而安荣之日少，危辱之日多，仅免亟绝而已。盖诗书者，所以崇德，其事皆孝弟忠信，人之所欲者也，而安荣长久，人之所欲者也。而法律所以制奸，其事皆鞭笞斩艾，人之所恶，欲以报所恶之雠者也。以所恶之术，报所恶之雠，亦其理之然哉。贾生曰：「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商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」？呜呼，若贾生者，可谓知治体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