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，召号豪杰，起定祸乱，乃瓜裂天下，以王勋将，韩、彭、英布皆连城数十，南面称孤，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。及夫释甲就封，创血未乾，皆相视诛灭。盖由高祖封赏过制，陷之骄逆，其于功臣不能无负。光武率义从之士，平夷盗逆，收还神器。天下既定，遂鉴高祖之失，第功行封，爵为通侯，大者不过数县，而不任以吏事，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。李靖，谈兵之雄者也，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，贤于高祖远甚。嗟夫！是皆不深求高祖、光武之事者也。天下之事，有所必然者，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。高皇以宽仁大度，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，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？秦为无道，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竞搏之，皆有代秦之心也。彭越、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，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。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，择主而附，亦有大志，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。方汉王大败于彭城，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，则黥布不至。及困于固陵，诸侯弃约不会，微张良之画，则彭越、韩信不从。方是时，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，则楚不亡。汉之待此三人者，譬若养虎，饱则不动，饥则噬人。由是观之，封赏过制，岂得已哉，欲就大业于须臾之决故也。虽然，大业就矣，而三人者之逼，天下之所共寒心也。以天下之皆寒心，则彼持是而安归，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？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，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。光武痛宗社之祸，收率怀汉之民，投袂而起，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。其尤伟杰者，寇、邓数人而已。然较其材略，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，非有骄桀难制若韩、彭之与高祖也。天下既定，封以数千之户，莫不志欲盈足，惟恐持保之不获，为光武者，独何隙以诛除之哉？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，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，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。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，假大义，挟世雠，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，乃有天下，可谓难且劳矣。然有二臣焉：其为韩、彭者，李嗣源；为寇、邓者，郭崇韬也。嗣源居不赏之功，挟震主之威，得国兵之权，执之而不释也。庄宗无以夺之，而稍忌其逼。崇韬常有大功于国，忠而可倚，而嗣源之所畏者也。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，非敢辄发也。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，故崇韬以忠见疏，谗疾日急，使其营自救之计，乃求将其征蜀之兵。庄宗扫国中之师属之而西，崇韬虽已举蜀，捷奏才上，而以谗死矣。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，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。故邺下之变，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，如蹈无人之境，其迁大器，易若反掌。且内有强臣窥伺间隙，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，固已大失计矣，而又去我之所倚与彼之所畏者，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！虽得百蜀，无救其失国也。使崇韬之不死，举全蜀之众，因东归之士，拥继岌，檄方镇，以讨君父之雠，虽嗣源之强，亦何以禦之？盖嗣源有韩、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，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。崇韬有寇、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，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。嗟夫！人臣之祸，起于操权，而速祸之权，莫重于制兵。崇韬谋逭祸自全，而方求执其兵，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