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以名用人者，为其信于众也。一人誉之不足以成名，必众人誉之，然后可以成名。则名者，信于众人之谓也。然士有依名而蹈利，不思行己之何如，养交取合，亦足成名者。故君子之用人，必索其实。孔子曰：「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」。试者，所以索其实也。而太史公亦曰：「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，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。言不听，奸乃不生」。则名实者，用人之大契，君子所以配仁义而并行之公道也。昔汉宣之治虽不及三代，然刺史守相辄亲见劳问，观其所由，退而考察以质其言。有名实不相应者，必知其所以然。公卿缺，则选诸所表，以次用之。故汉世多良吏，于孝宣时为多，而龚遂、黄霸之徒，皆得以良吏自见于世。元、成而下，孝宣之业虽衰，然名实之法犹有存者。故建武、永平间，郎官出宰百里，尚书令仆亦为郡守，而虞延、第五伦、鲍昱之徒更以郡守入为三公，守令之重如此。是以卓茂、鲁恭皆以县令为循吏，茂亦卒至三公。则孝宣名实非徒一时之称，盖得孔子试之之意，而后世可以循用故也。自唐以来，官在内者重，官在外者轻。故张九龄欲重刺史、县令之权，历都督、刺史然后入为侍郎、列卿，历县令然后入为台郎、给谏，而法亦卒不行。本朝之制，九品可以为县令，七品可以为郡守，则是九品之贱已当汉郎官之选，而七品之人已任汉令仆事矣。持禄处内者既无治民之责，而多进退之门；守法在外者，则数出为俗吏而不见用；就有用之者，不过由县令而居幕府，由郡守而为监司。所谓台郎、给舍、令仆、三公，未有由此途而出，则内官安得不重，外官安得不轻？是以名实相纷，毁誉淆乱，养交助合之人渐以得志，则守令如龚遂、黄霸、卓茂、鲁恭，亦何道而进？今两汉之法虽卒难行，然当体其大意，稍重郡守、县令之官。通都大邑有善政者，数加奖励，使必由县令然后居寺监，由郡守然后至台省，则人人乐于外官，赴功治职，齐民可受其赐，而寺监、台省亦将得真材，毁誉名实无所纷乱，又合孔子试之之意。盖事有不召而自至者，西汉重功名，则权奇倜傥之士出；东汉重名节，则蹈难死义之臣众；有唐尚文词，则诗歌赋颂缀文之人亦出而不绝。今果重在外之官，必由县令而后居寺监，由郡守而后至台省，则谓良吏者，亦将不期而自至。名实之论，惟所加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