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治天下，其经制不啻万事。而万事之中，其经制有大且重者二焉，曰封建，曰郡县也。由商、周以上，知封建之利，而不知郡县之为利也。由秦汉而下，知郡县之利，而不知封建之为利也。好古者喜封建，而趋时者修郡县。是以王通称郡县之治不知其用，子厚谓封建非圣人之意，而汤武不得已，是好古、趋时之说不同也。然世更数十，或治或乱，或强或弱，或久或促，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经制也。故封建则为诸侯，郡县则为牧守。诸侯则其势重，牧守则其势轻。今知势轻之易御，而不知势重之易治。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县者也。夫三代而上，诸侯之势非不重也，三代而下，牧守之势非不轻也，然至于末世晚路，则皆归于乱亡。是故不系于势轻势重，而系于为上者善恶得失也。为上者事善而得，则势虽重，不敢怙重而逆也；为上者事恶而失，则势虽轻，不肯守轻而顺也。二者之路，其弊如一。然其治，则郡县之势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。以久完之势而终亦有弊者，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。昔唐、虞之封建，世传万国，不知有封建之弊也。夏、商之封建，世传千七百馀国，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。周之封建，世传千八百国，而后卒有封建之弊。非封建之罪也，为上者不善，而封建之意已失也。故其始则国分千有八百，其后则并为数十，又并而为十二，又并而为九，又并而为六，遂皆并于秦，而周始亡矣。使周无甚愚之主，而不失封建之本意，制千八百国之众而不使相并，始有相并则代而更封之，国众而易治，力小而易御，则封建安有不善哉？不然，则秦取李斯之议，去天下诸侯，分为三十六郡，置郡守与尉监，二世而易姓者，郡县不如封建一也。汉以同姓、异姓杂建为诸侯、郡守，因主父之说又以计弱同姓，故社稷夺于王氏，郡县不如封建二也。自魏而下，尽除封建之迹，一以郡县为治，郡县之力不足计其强弱，故未有不夺于强臣者，是郡县不如封建三也。岂惟郡县之势不如封建哉？唐承五季之后，至太宗始一天下。自天宝以后，尝变郡县为藩镇，而大授其权矣。及贞元之间，藩镇节度势长而力矫，故无朝贡之礼，无生杀之请，天子为赐铁券、尚宗室，而无益也，以诏削、以兵征，而无功也。无封建之益，而有封建之祸，是方镇亦不如封建之效也。且外强者封建也，外弱者郡县也。外强则患生于外，外弱则患生于内。患生于外者，内可以制而祸迟；患生于内者，外不可制而祸速。然则封建可以制外患，而郡县不可以制内祸也。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？封建者为诸侯，诸侯者为国。国有君也，有臣也，有士民也，有邻国也。有上下相维，左右相持，畏义而不敢易动也。易动则臣或不从也，士民或不信也，邻国或不听也。不从则深谏，不信则上告，不听则力禦。如封建不失其本意，国众而势小，有易动者，天子之师因其深谏、上告、力禦之一端，则易制矣。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。何以知郡县之不可以制内祸也？郡县者为牧守，牧守者为外臣。外臣则无大势也，无专兵也，无擅制也。内有强臣之变，变而不知，知而不敢擅动。强臣以牧守之权不足忌于外，于内则日月劘削，朝夕用力而已矣。是故知郡县之不可以制内祸也。不徒有可制、不可制之形，且又有可治、不可治之实焉。故封建则经界易均，赋税易平，谷禄易分，官吏易择，兵民易立。郡县则经界不能均，税赋不能平，谷禄不能分，官吏不能择，兵民不能立。是以二者之势，始则同归于无事，而封建归可治也；末则同归于乱亡，而封建归可久也。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，则封建之患无有也。失其本意而不善守，则虽郡县，乱愈速也。是郡县不如封建之明说也。今夫常人之家必凿其井矣，是井者，家家不可无而有益者也。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，则井非徒无益，亦有损矣。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废井者，知非井罪也。今以诸侯之不顺，不责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责封建，是犹井溺狂子，不责狂子之蹈而废井也，岂不过哉？若夫方镇，则最无说也。小其权则与郡县无异，而不足以蔽难；大其权则徒有封建之势，而无君臣民庶邻国之畏，此唐亡之计，而五代求祸之涂也。今国家上鉴三代之封国，两汉之杂建，秦、魏、晋、周、隋之郡县，唐五代之方镇，而方镇患又切而近，故痛绝方镇节度无益之势，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长郡县，至于百年无事矣，信得其道也。然今或意州县之权轻，而东南不可不虑者，非徒事未然也。前日贝州之役，邕管之军，是权轻之害，东南之祸已效者也。今必欲变更则莫若封建，必欲因循则莫若郡县，方镇之患则已去矣。然封建之势，非边圉无虑，蓄积丰富，兵力盛强，臣有异姓之良，同姓之贤，则不可暴去郡县之久制而卒为也。若守郡县之常法，则弊不生于今日，必成于后世，不可不改也。为今之策，若以贵臣之贤者然后出为守，以宗属之贤者然后封为侯，如两汉之杂建，而大不使至七国之强，小不使如长沙之弱，京官朝吏更为令丞而佐治之，是变更而不暴，因循而易改者也。及乎边圉益靖，积储益富，兵力益强，良臣贤戚益众，然后大割而众建，以天下为千国，上立其法而守其全，恩结兵御，不使有相并者，是万世之计而得其本意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