孤子毕某谨叩头再拜，上书门下侍郎执事：礼，齐衰之丧，对而不言，言非礼也，而况于书乎！求之本朝，惟范文正公居母丧，尝移书万言以抵执政。则丧之用书，有国事也。某罪罚之馀，待尽朝夕，且无范公之国事，而亦敢以书上干不孝之诛，则自祖父以来门户之寄，有不得待于异日者。是以停号窒哀，留喘辍息而强布于左右，伏惟门下侍郎不倦而观之。某尝论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，譬诸绘事，同技而异能也。盖文人之文如绘形，史家之文如绘神，则更遗所尚于意外，要使类其人之生而已，所以难也。昔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所谓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」者，犹若可学。至于所记之人在数千百年之外，读书如亲与之接，而精神意气有以想见其为人，则殆不可学。而所谓类其人之生者，此也。由马迁而下，为史辞者颇皆不与其所书之人相类，而近世尤甚。且以本朝韩王赵普言之。普辅太祖皇帝定中国，抚四夷，辑安元元，经制备具。其微谋远略，济时佐命之功，目虽不可见而耳犹可闻。及观近世之载，乃若所谓除目，而亦有为四六之体者，何与夫人不相类也！故某之曾祖文简公仕于太祖、太宗之朝，至景德中相真宗皇帝，薨于位，四五十年之间，阴功厚德、高言绝行可书者甚众。而陈彭年之行状，杨亿之志文，虽褒大显异，而序其行事，亦止用四六而已。由作行状、志文之后，距今八十六年，而墓隧之碑未立。虽为至晚，而有所待，盖亦恐与夫人之不相类也。伏惟门下侍郎，议论行于未显之时，能事见于已用之后。其推贤让善，折奸锄恶，扶名教，厚风俗者，固已载竹帛而藏于府库。则夫所谓文章者，乃公之馀事。然举天下之士论德诵义，有名位功业，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后世，图不朽，则方今识与不识，皆知公一人而已。而某幸生公之时，又游公之门，又可以进说于公之左右，则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，非徒然也。曩某为吏东州，识故陈留李公成之，凡成之语言容貌，风力气慨，与夫治民行己，篇章议论，皆亲见而熟味之。及观门下侍郎所撰志铭，简而备，粹而古，贯穿而伟，驰骋而不尽，大类苏武、赵充国传。而读之过半，思酣意熟，如成之在前相对，彷佛其眉目，忽焉忘文字之所载也。某虽不敢妄意其高下，然亦岂非为类其生者欤？则曾祖文简之墓碑，历三世而后获请于左右，非独人事，亦若天理。然盖文简之事母孝，则见王禹偁所行之告命；谕德行，则有真宗皇帝除授之德音；直道而进，则可考京尹之所建明；论大事，决大疑，则澶渊之议，其略颇在《实录》与陈彭年之行状。然犹行事之常也。昔管仲少时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，终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而文简公为济州推官，乃知取王禹偁于卖浆之家，教养成就，与同出处。及在中书，又力荐寇准，同为宰相以济大事。故准平生与人少合，而深德文简公，两女嫁文简公之次子，某之叔祖为太府卿者是也。史官之所纪次，天下士大夫之所传诵，但喻准与禹偁之贤，而未论文简公之知人，与夫管仲、鲍叔牙之事同功而异说，则殆俟有人如司马迁著书。故愿门下侍郎上观真宗皇帝待遇始终之厚，次察寇莱公、王黄州取友之深，因及杨亿、陈彭年之行状，传以史官之义，而赐之碑铭，得如志成之文之类其生也。则岂惟今日兄弟子孙感激而流涕，盖将与《书》之《毕命》世传而共宝，而天下仁人君子实宠嘉之。伏惟钧慈加意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