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之在天下，有为物已轻，而所系已重；有为功甚近，而其流及远者。虽情状事变，有所不齐，要之百物不废而已。故古之制器者，皆取其功名而勒之，然后苦良工拙，不得欺于后世。况乎郡守之寄，有地千里，当古连帅属长之任，反不得识名金石，以传国人，则治民之功，制器之不如也。元丰四年，天子命朝议大夫公来守于岐，既踰年矣，政成事暇，公召其属佐吕某而谕之曰：「郡邑官府之有题名旧矣。题名之设，识名不识事。善恶之实，难独信于史笔，而思斁之意，不可夺于民言乎！吾州之治虽有题名，而比次差舛，方将改正而刊诸石，而昔人之意未有以名之者。子盍为言之」？某辞不获命，窃思《书》经圣人所删，然武成溢辞，犹未为君子尽信。于史独传左氏，而失之诬；文独传韩愈，而以谀得罪。故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其文则史而已，无一词有所毁誉，而义存乎其中。逮德下衰，至有以雄夸示一时，取流俗之观美，推丰碑，勒美词，所称诵功德，虽古良臣循吏，有所不及，然民莫之思也。异时知德者，如将有考于题名，则指是名也，以问诸国人，而人思之，其政可知矣；指是名也，以问诸国人，而人斁之，则无政可知矣。若夫泯泯无传者，虽不足以名其善恶，然其人又可知矣，又何多言之取哉？所谓系已重而其流及远者，是亦《春秋》之意而已。公之为是邦，非特自公也，世有人焉。其流风善政，所以在民而不朽，殆如古之诸侯世德之泽。惟公之政莫然及旧服，作率庆士，不爽厥德，是以似之。尝推古之善言独传于今者，不免诬谀之旧，则某虽欲有言，又可期于必信乎？故不敢以言累公之美，第述公之意为之记。元丰五年春，具官汲郡吕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