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法者，先立所涖职事主意所在，以为责任之词。如守令则曰政平讼理，民足士劝，恤困穷，止奸盗，办赋役之类。如监司则曰察举愆违而不入苛细，长财足用而不涉掊克，荐滞才，举废事，申无告，去积弊之类。狱官则曰必得情，无久系，冤者得伸，有罪者不可苟免。学官则曰长育人才，必有成就，激厉风俗，无使媮薄。如此类例修立百官殿最之目，而有司条格略立大法，馀皆听其自为。岁终一考，则定其殿最而升黜之。虽无显过，但不如所责者，皆在所黜。凡授官者，如自度不足以当责任，许自陈改授他官。

此四法于选官，庶几尽知。盖试法之立，足以区别能否，不致多容滥进。辟法之立，使官长自择僚佐，足以深任其责。举法之立，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缓急之用，不患乏人。考法之立，使非才者不敢幸进，无功者不可苟容。仕路之清，无越于是。今之入仕亦有试法，止于经义断案而已。所试经义，方欲酬对有司，非能究达义理，固未适于实用。如律义断案，但可粗施于法官，然亦泥文，执法不可常行，不若实试以事，自见其才。旧格惟帅臣监司及朝廷专使，许辟一二属官而已。近制复亦罢去，大抵关防朋比私谒之敝。然自汉唐以来，僚属皆官长辟除，所以深责治效。虽不能无请求私徇之意，苟朝廷责任之严，人人欲得寮吏以为己助，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？如果得其人，虽举子，夫复何恤？此法不行，止可革其小害，而失其大利，非计之得也。非其人，既立弹奏之法，又孰敢以非才充选乎？窃见朝廷每有除授，常患乏才，此盖未常素求人物，以备一旦之用。缓急之际，选择不审，则授任失当，殊非用人之法。莫若立法使各举所知而籍之，又命执政大臣及吏部更审访其才，应与不应所举。一官有阙，择而用之。以其人之殿最，为举者之赏罚，则滥进者寡矣。今之选曹，所患者员多阙少，按其治行，则举职者寡，而不职者众。此乃全无考法，责任不精之所致。夫乐贵而恶贱，乐富而恶贫，人之情也。如使居高位者责重，居下位者责轻，则才薄之人必不敢冀其高位矣。有禄者有责，无禄者无责，则无才之人亦不敢徼幸于宠禄矣。无他，责之以实之效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