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尝谓绍圣大臣负诬神考，轻欺先帝，皆托于继述之说。而倡此说者，尚书左丞蔡卞也。傅会经义，变乱名实，以继述神考为名，以纂绍安石为主。谓熙宁所弃之士，皆是流俗；谓神考不能知人，后复收用，致使老奸之类，共成元祐之恶。故于元祐之事，如刈草然，必锄其根，然后王氏之志得尽行矣。此其所以立说之本意也。计画安排，自有次叙，不动声色，而其事皆行，则以章惇愚闇，在其术内而不知故也。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则负诬轻欺之迹皆可见矣。卞当元丰之时，与王震之徒皆自小官骤见超擢，被遇之恩，可谓厚矣，所以报神考者，宜如何哉？元祐之初，国政大改，卞于此时，身为侍从，若使不忘神考，亦当略吐一言。坐视纷更，曾无献替，周旋数郡，安佚八年。至先帝躬揽之初，乃政事必更之日，复裕陵之大美，合天下之至公，千载难逢之会，在此时也。卞乃乘时射利，先植其私，薄神考而厚安石，欺先帝而罔天下。元丰旧臣有如此者，不谓之负神考乎？臣窃观神考有为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相与谋国，共进人材，非安石之所与，朝廷不用也，非惠卿之所取，安石不荐也。此两人者，食息虽异，其心则同，发乎议论，如出一口。及夫事久变生，情移虑改，胶漆之友，化为仇雠，一门之士，分为两党。国论为之詾詾，神考厌其纷纷。安石一退于钟山，不复收召；惠卿宣力于外郡，绝迹庙堂。二人一例见疏，两党未尝偏弃。威福既归于公上，名器不假于私门。当此之时，四海之士无彼无此，孰亲孰疏，皆洗心而自新，愿受知于君父。卞之初进，适在此时，神考自擢而试之，非必私厚于安石。以何琬之事观之，安石有过，尚不假借；卞若有罪，岂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？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，公平如此，后嗣之所当述也。卞欲自媒其身，敢为欺蔽。安石际会遭逢之美，挟之而备论；神考抑扬始终之意，掩之而不言。惠卿之所以负安石者，讲之详矣；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，当论之乎？孔子曰：「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」。盖虽圣人，不免有过；虽小人，未必无善。不以爱憎之私而变善恶之公者，孔子之心也，神考之与孔子岂异哉？而卞之自立爱憎，诳惑士类，其所爱也，虽恶必取，其所憎也，虽善必弃，爱憎阴循于安石，取舍显违于神考。而其所以上罔先帝而下欺天下者，皆以为神考之心也，不谓之诬神考乎？且神考之志，欲远继三代；神考之事，欲永利生民。十九年之间，念念缉熙，日日变通。至于元丰之末，而天下之事异于熙宁者多矣。虽当时奉法之臣时有误谬，而圣人救弊之意，本欲日新。先帝继述之初，但以宽平为务，卞为不道，力沮圣谟，用安石过时之说，改神考日新之绪。凡神考之所以膏润斯民者，皆以为安石之泽也；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，皆以为安石之教也。立私门之所好，以为国是；夺宗庙之大美，以归私史。其意以谓深得安石之道者，唯我一人；可以为先帝不召之臣者，亦莫如我。同我者是，异我者非。其所是也，谓之国是；其所非也，谓之流俗。所陈于先帝之前者，其道如此，不敬其君，可谓甚矣，不谓之轻先帝乎？神考有言曰：「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故能刚健笃实，光辉日新」。大哉，圣考之训，后嗣之所宜法也。盖古之圣贤，非止一人，前言往行，贵乎多识，岂当独识一安石而已乎。自绍圣以来，王氏之好恶，达于天下，公家之名器，用于私门。以臣改君，下变上守。托继述于诏令，嫁怨怒于同列。以平论为两可，以稽古为俗学，以直词为诽谤，以深计为妖言。作于其心，害我国政。自谓经义之大旨，他人莫晓，《日录》之本意，唯我独知，而所以告乎先帝者，以为继述之道，不得不然，不谓之欺先帝乎？凡此四者，其事皆托于继述，其说皆唱于蔡卞，上动天变，下失人心。恭惟陛下继神考之志，述哲宗之事，奉先追远，不敢少懈，而大臣之中，负诬轻欺有如卞者，赦而不治，不足为宽。伏望议正典刑，以厌公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