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有学在城之西北隅，跨危巅，俯重湖，环之以众峰，流行者趋，峙立者顾，是时乃有学士大夫能以才德鸣于江表。熙宁中或者以为居险之制，为量甚微，不足以容来学之士，始迁于东南。舍高明，就下湿，山驰而水注，春之涨暴集遽至，遂有垫溺之患。士在城阙，行二十年，不登仕籍。元祐七年之仲冬，夷仲朝散得麾出守，以谓学者为己以致道，必志于仕，则非教者。为君而育才，期于有用，则是仕不仕有义，用不用有数。然则学之所寓，前瞻后顾，五行休王之说，教者实任其责，岂可废耶？而况太守承流宣化，必能使民知礼义，成孝钦，然后其功可称。知礼义，成孝钦，必出于隆学校，延儒生，讲明先王之道教，发扬天子之德泽，然后其俗可变。教育之地，苟非学之所安，地理之所宜，何以称太守之任哉？遂出养士之馀财，推我圭田数千顷，还学于故山。以为昔日之所病，在山之绝顶，今置其腹焉，流行者趋，峙立者顾，其利过之。于是太守时与诸生为宾主礼，讲释有师，博约有朋，检束之有规，劝沮之有试，各就其才，以待一日诏下，献书王庭，上备天子之器使。如是而为太守，不亦贤乎？古之循吏，为事业虽不同，及其建立学校，率其县邑子弟而教之，不可多得。文翁之化，遂冠群吏，前比齐、鲁，后及武帝之世，天下郡国乃立学官，茂异辈出，兴造功业制度，后世莫及，文翁实启之。然则循吏之名，能尽文翁之德乎？盖未之尽也。夷仲之为兴国，其务及此，虽不求予文犹书之，况其求之乎？元祐甲戌之孟春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