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墨之于道，其迹近，其心远。老、庄之于道，其体同，其用异。圣人为我之心，有仁以充其类，则异乎杨；兼爱之心，有义以制节，则异乎墨。君子之应物，可远者迹，不可远者心。杨、墨以心远于圣人，此孟子所以得讼其非而禽兽之。尝怪荀卿之罪诸子，辄引老、庄与彼墨翟、慎、宋之徒同为无见者，老、庄所以致用之异，不及知焉，予甚惜之。岂有老、庄之高明，不及时变，必立区区之说，投为一曲之士哉？仁义之失，至周而极焉。周之所以救其失者，主于礼耳。一兴一居，莫不有法；一动一植，莫不有政。其仪三千，其职三百六十，形色名声与事变争无穷。其行出于玄德，其义出于妙道。随人材分而应之，犹水之应物也，方圆之形，小大之器，如法而归焉。及其弊也，王者之泽竭，学士大夫不得其传。或为形数所因，世习所迁，偏见小闻，有如仲子之介，杨朱之鄙，墨翟之泛，子莫之执中，告子之外义者，天下皆是也。士之学去本逾远，犹木之升然华盛于末，乌有不失其根者邪？然则庄子之高其言，与时盈虚，与数损益，以矫一时之不及耳，岂私意哉？尝谓孟子之约言者，荀子详之；孔子之罕言者，庄子详之。荀子之于圣人，其尤赘欤！庄子之详则异于是。虽然，老、庄之矫，绝仁弃义，为太甚者，岂以矫其天下者，必以过高之言而后可救欤？孔子以质之过者救文之极弊，固其意也。然而老、庄之言不可非也，亦不可以为典要，孟子所以无一言以及之。汉、唐之学溺于传注之说，形数之中，不自奋发，流为污下，盖已久矣。适丁斯时，有能谈其书者，因见圣人之妙道，其言新美，散在传注之间，学者得之，醉者以醒，寐者以觉，如在饥渴之时，偶得醇酒异馔而嗜之，久而不能厌也。然而老、庄之书复显于今日，其亦时与数之所感欤！学道之士，尝患不知其本，果知其本，发为文章，立为行实，皆馀事耳。有问者曰：圣人罕言者，得其一言而悟，何俟老、庄之书而后致哉？予应之曰：六经之书主明礼法而应万世者也，非救一时而已。立礼也详，论道也略。得其一言而悟焉，岂非豪杰之士哉？尝怪今之士大夫，置己而求佛，置圣人之书而诵其教。夫由佛而知孔子者，且不可以多得，况能自悟于一言之间哉？方此之时，老、庄之不可废也，明矣。然而乐老、庄者，切究其流而为申、韩之惨毒，嵇、阮之放逸。得其高明而求六经焉，斯善学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