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圣贤相逢，而其妙用之事业足以善天下、传后世者，与其德配天地而非其时，不得载之行事，以成位乎其中者，与夫有至诚肯听之君，而行政之专、在位之久而功烈止于如此者，是皆相公平昔之所明择而安居，安居而诚乐，诚乐而两忘焉，而后以得于今日之天也。某虽赞之，不足以为知言；某虽诋之，不足以增高论，是皆无可为相公而有言也。明王之迹既远，而屡更乱世，所谓千百年绝道之后，而乃有圣君卓然兴起于此时。视其势，且非小小之作。而所谓善天下、传后世者，固将日计进而月计功，旁罗广搜，以及昆虫草木之灵智，皆可以尽其才用而不弃，况于能者之力而智者之知哉？某之自揣自幸，又诚不负于此时此士。达而陪后列之谈，则足以增竹帛之荣；穷而终山林之乐，则足以为易俗之倡。其穷、其达，皆自遂如此，是又无可以为某而自有言者也。叠两无所可言，而某之今日不能以默然，特见士大夫之议论与夫奉法长民者之所为，其未足以识圣主贤相之意而易此时之光阴者甚多。而窃有伤焉，诚恐法之未孚，吏之未虔，民之未明，而已移可爱之日车于羲和也。夫与人之此时者，天也。爱日趋功而成就之，或小或大，皆不可委之天，而正人之所为者也。人之所为，不勉不至，故某近采所闻而著为狂妄之说，辄欲干圣主之听。而身贱言远，无因自进。以为当今道德之表、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急欲闻此者，惟相公其人。谨因舍弟应举天府，缮写所云之书凡两本四策，而附以献于相公之左右。政事之隙，试发而读之。果为可用，幸赐一言之泽，进诸天子之前，以当太平刍荛之语。虽其中未必有所补于圣朝之聪明，而某惓惓之心，必如此而后足耳。夫以匹夫之微，而坐通宰相之书，为罪一也。山野之贱，而敢议国家之政事，为罪二也。意不足以主文，而文不足以明意，为罪三也。相公以为可观，则某之志已在三罪之外矣。以为无所观，则又安所逃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