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一年二月，帝自为终制。初，文德皇后疾笃，言于帝曰：「妾生无益于人，不可以死害人。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，因山为坟，器用瓦木而已」。及葬，帝复为文刻之石，称：「皇后节俭，遗言薄葬，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，既无珍货，复何所求？朕之本志亦复如此。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？今因九嵏山为陵，凿石之工才百馀人，数十日而毕。不藏金玉人马，器皿皆用土木，形具而已。庶几奸盗息心，存没无累。当使百世子孙，奉以为法」。至是，帝以汉世豫作山陵，免子孙仓猝劳费，又志在俭葬，恐子孙从俗奢靡，于是自为终制，因山为陵，容棺而已。

臣祖禹曰：厚葬之祸，古今之所明知也。夫藏金玉于山陵，是为大盗积而标示其处也，岂不殆哉！是以自汉以来，无不发之陵。后之人主知其有害无益，而姑为之以贾祸，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。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，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，及唐之末，不免暴露之患，岂非高宗之过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