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天下有二病：好战则财竭而民病，畏战则多辱而无威。欲民之无贫，则无疾夫无威；欲君之无辱，则无望乎财之不竭。此二患者，天下未尝兼有也。古之人君，各从其所安而处其偏，是以不获全享其利，而亦未尝有兼受其病者。昔者，匈奴之于汉可以见矣。文、景之世，天下治安，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劳。府库盈溢，其赋于民者，三十而取一，可谓盛矣。然而匈奴傲慢侵侮，至甚不逊。输金缯，纳锦绣，天子之至辱也，而文、景不以为意，以求全其民。至于武帝，不忍数世之忿，尽天下之锐而攻之，辟地千里，斩馘百万，匈奴之民死者太半，洗除先帝之宿耻，而夸大中国之气。得志满意，无以加矣。而内自疲弊，中民之家大抵皆破，无复十金之户。此二者，皆有所就其成功，是以有所忍而不顾。而智者之论，已谓非中国之长算矣！今者，中国之弊在于畏战。畏战固多辱矣，而民又不免于贫，无所就其利，而遍被其害。重赋厚敛，以为二边之赂，国辱而民困。盖今世之病，病已极矣！贤人君子竭其智虑，以求安其民，而民常为夷狄之所扰；天子欲使其泽下布，而海内常为夷狄之所困。此其弊盖有原矣。二边之赂不绝，是以天下之赋敛虽知其甚重而不可轻。天下之赋敛甚重而不可轻，是以天下之民虽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。故臣于民政之终，而特备论其要云。盖方今天下之议，莫不以为二边之赂决不可去也。独其勇者则曰：「宁战而无赂。战不必败，而赂必至于乏困」。臣窃以为此古之汉武帝、唐太宗坚忍不顾者足以行之，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。何者？吾民之不战久矣，用不战之民而待必战之敌，窃恐世俗之难之也。夫古者霸王之臣，因败而成功，转祸而为福，若反覆手之间耳。桓公见胁于曹沫，欲背其盟，管仲因而信之，以自结于诸侯。桓公袭蔡，本以诛少姬之罪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之不入，而诸侯大服。臣窃韪之。方今二虏之赂，虽有所不得已而然者，然其势偶有似夫战国之际以谋相倾而阴相溃者，是故臣欲因而成之，以潜破二虏之国。古语有之曰：「将欲取之，必固予之」。昔者晋之取虞，越之取吴，冒顿之取东胡，石勒之取王浚，此四者，皆其予之之力也。夫邻国之患，惟其相忌而相伺，以不敢相易，是以其虑详密而难图。今夫中国之不竞亦已久矣，彼其相视以为无能为者，非一日也，然犹未肯释然而无疑。夫惟释然而无疑，而后其国可取。今吾犹有所龃龉于其间，彼以吾为犹有不服之心，是以君臣相亲而未敢懈。盖古之英雄，能忍一朝之耻，而全百世之利。臣以为当今之计，礼之当加恭，待之当加厚；使者之往，无求以言胜之；而其使之来者，亦无求以言犯之。凡皆务以无逆其心，而阴堕其志，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，而意不在我。而吾亦自治于内，蒐士拣马，择其精锐而损其数，以外见至弱之形，而内收至强之实。作内政以寓军令，凡皆务以自损吾强大之势，而见吾衰弱之状，使之安然无所顾忌，而益以怠傲。不过数年，彼日以无备，而吾日以充实。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，而有无厌之求。彼怠而吾奋，彼骄而吾怒，及此而与之战，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。嗟夫！方今之事，其势亦有二而已矣：能奋一朝之劳，而尽力以攻之，则其后可以大安，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勤；能忍一朝之辱，而自损以骄之，则其后可以骤胜，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耻。此二策者，皆足以谋人之国，败人之兵，而有胜矣。而臣窃谓今世之所安者，必其予之而骄之者也。嗟夫，智能攻之，以洗天下之大惭；不能攻之，则骄之而图其后。未有不能攻之，又不能骄之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。方今每岁委百万之资以予人，而不能使人无疑其有不服之心；罄竭四海而其终不能以成事，特幸其一时之安。而欲得其间隙之际以治天下，天下可得而治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