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道，惟其辩之而无穷，攻之而无间；辩之而有穷，攻之而有间，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昔者六国之际，处士横议，以荧惑天下。杨氏为我，而墨氏兼爱。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，举皆归于杨氏；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，举皆归于墨氏也。夫天下之人，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，而合其无故之欢，此其势然矣。故老聃、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，而起而承之，以为兼爱、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，是以不为为我，不为兼爱，而处乎兼爱、为我之际。此其意以为不兼爱，则天下议其无亲；不为我，则天下讥其为人。故两无所适处，而泛泛焉浮游其间，而我皆无所与，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。夫天下之人，惟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。今夫老庄无所是非，而其终归于无有，此其思之亦已详矣。杨氏之为我，墨氏之兼爱，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。故为我者，为兼爱之所诋；而兼爱者，为为我之所毁，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。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，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。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，是以天下大服，而其道遂传于后世。今老聃、庄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见其隙，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，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。且夫天下之事，安可以一说治也？彼二子者，欲一之以兼爱，断之以为我，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。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，而制其当。然兼爱、为我亦莫弃也，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，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。故曰：伯夷、叔齐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；而「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而辱身，言中伦，行中虑」；「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」。夫「无可无不可」，此老聃、庄周之所以为辩也，而仲尼亦云，则夫老聃、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。盖尝闻之，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，而遂从而实之，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。老聃、庄周从而虚之，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。今将以求夫仲尼、老聃之是非者，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。盖天下固有物也，有物而物相遭，则固亦有事矣。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，以治其有实之事，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，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，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！夫老聃、庄周则亦尝自知其穷矣。夫其穷者何也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。故曰「常无欲以观其妙」，而又曰「常欲有以观其徼」；既曰「无之以为用」，而又曰「有之以为利」。而至于佛者，则亦曰「断灭」，而又曰「无断无灭」。夫既曰「无」矣，而又恐「无」之反以为穷；既曰「断灭」矣，而又恐「断灭」之适以为累。则夫其情可以见矣。仲尼有言曰：「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」。夫老聃、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