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法立于上，则俗成于下。故两汉之间，经各有师，师各有说。异师殊说，相攻如仇雠。异己者虽善不从，同己者虽恶不弃。下逮魏晋，争者少止，然后学者相与推究众说，从其所长。至唐而传疏之学具，由是学者始会于一。数百年之间，凡所以经世之用，君臣父子之义，礼乐刑政之本，何所不取于此？然而穷理不深，而讲道不切，学者因其成文而师之，以为足矣。是以间者立取士之法，使人通一经而说不必旧。法既立矣，俗必自此而变。盖将人自为说而守之耶？则两汉之俗是矣；将举天下而宗一说耶？则自唐以来传疏之学是矣。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，成其俗者必在于士。将使二弊不作，其将何处而可哉？

问：三代之治以礼乐为本，刑政为末，后世反之，儒者言礼乐之效与刑政之弊，其相去甚远，然较其治乱盛衰，其比后世若无以大相过者。盖夏后氏自禹再传而失国，乱者三世，商人再衰而复兴，周人一迁而不振，其贤于汉唐其实无几。至于汉文帝、唐太宗，克己裕人，海内安乐，虽三代之盛王，何以加之？夫礼乐刑政，其功之异，岂特如此而已？今自祖宗创业百有馀年，法令修明，上下相维，四方无虞，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。然而儒者论其礼乐，常以为不若三代，此为诚不若耶？为习其名而未稽其实也？不然，世之治安则不在礼乐欤？宜一有以断之。

问：孟子言：「五亩之宅，植之以桑，则五十者可以衣帛；鸡豚狗彘，无失其时，则七十者可以食肉；数罟不入洿池，则鱼鳖不可胜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则材木不可胜用」。诚哉是言也！虽然，孟子将何以行之？岂将立法设禁以驱之欤？夫立法设禁而无刑以待之，则令而不行；有刑以待之，则彼亦何罪？请言孟子将何以行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