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论奏王圭、王安礼陈乞子侄差遣，法许用例奏钞，诏臣分析。臣愚见按法之文，而折中于理，谓有司之事，无条有例，或虽有条而文意未明，应用例以补之，皆在所司可以常行，于法未碍，则为不应奏请可否之事。若陈乞差遣，自有定法。异时执政大臣本因碍法，遂有干请，画旨施行，所以称「特旨」，岂有司所专，以为不应奏请之事？又官制申明逐处。例册候册定条目不用，即知有司所用之例，自可修条，未知特旨碍法之事能如此否？又尚书省奏事，依条目分有法式者上门下，无法式者上中书，并取旨。特旨事，乃中书之职。臣窃谓法式者，有常之称；特者，反常之义。今用特旨碍法事，为有法式事上门下，臣虽甚愚，未知其可。且特旨一也，参以近者察案所上有待申请而具钞者，王安礼陈乞是也；有不待申请而具钞者，时忱磨勘是也；有申请都省而关中书取旨者，文彦博陈乞是也；有申请而进呈不行者，程庆酬奖是也。都省若为有例事不限特旨，皆不应奏请可否，便得具钞，则宜无彼此之别，不可于执政大臣与本省吏人私事而遂有异。若谓例册有之，始可以用印，杨天祐等岂非例册所载，何为而不引？其冯诉借阙事，乃非例册所载，何为而辄用？若为侯永昌等酬奖碍条法，有特旨不可引用，则王枋等差遣正碍陈乞之法；若谓特旨非有司所专，而都省可以指挥，则时忱磨勘，又不得申请而施行。推求其说，终不可得。异时执政大臣特乞子侄差遣，多缘私计所便，自沥诚恳，以干朝廷。今则其家子侄自赴吏部指射，皆得施行，不惟相承无有纪极，而于朝廷事体，实未允协。大抵有司差遣，皆有常法，而不可乱。自法度之外，或戚里之家干乞，则有内降；或大臣之陈请，则有特旨，其事一也。今戚里之家，或告陛下乞一优便差遣，既蒙俞允，付外与差，三省尚须覆奏而后行。今大臣之家，自诣吏部违法指射，而所司遽自与之，上下之体，臣所未谕。盖闻事变万殊，至当无二。天下之人，孰不有口有心？使言之而不当，则有心者能察其非，有口者能察其否。如是而日黜百人，诚何损于事体！使言之而在疑似，是非相半，以此得罪，不能自明，则言者之气，十已丧其六七。使言之而当，则有心者莫不知其是，有口者莫不称其可。如是而犹不免，则敢言之士气索矣，况中人以下者乎？如是，则大臣之过，其敢复有论说者乎？臣近又论安礼素行贪秽，所至狼籍。以至私人之婢，而因丧以取之；利人之财，而鬻爵以偿之。家有不正之配，身有不悌之恶，非臣私言，著在士论。然安礼平居语人则曰：「固尝首露于陛下之前，陛下知而赦之」。天下有识之士，方以此语为惑，言事之臣亦莫测其信否，姑置而未论。然臣窃谓若陛下幸赦安礼之罪，而安礼叨在政府，亦宜少有悛心，以无负眷遇。而怙终放肆，了不自新。臣今日之论，乃在辨正朝廷法度，而安礼以奸险之性，当躁忿之时，语言轻率，必不循理，是亦无逃于圣鉴。而臣自顾以兀立之孤迹，独当众人之论，尚虑蔡确、李清臣辈与王圭、安礼为朋比，论议之际，或有侥倖同利之心，使臣忠愤，不获申于公朝。伏望断自宸衷，使臣言得行，凶邪去位，臣虽万死无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