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二曰定军制。自三代之衰，井田废，兵农异处，兵不得休而为民，民不得息肩而无事于兵者，千有馀年，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。三代之制，不可复追矣。至于汉、唐，犹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无事而食，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。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，其势然也。今夫有百顷之闲田，则足以牧马千驷，而不知其费。骤千驷之马，而输百顷之刍，则其费百倍，此易晓也。昔汉之制，有践更之卒，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于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，不知农夫之事，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，至于事已而兵休，则涣然各复其故。是以其兵虽不知农，而天下不至于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馀所，而屯于关中者，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，不惟以自赡养，而又有以广县官之储。是以兵虽聚于京师，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，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，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于县官。有汉、唐之患，而无汉、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而远至于吴、蜀，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。晏然无事，而赋歛之厚，至于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。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。昔建国之初，所在分裂，拥兵而不服。太祖、太宗躬擐甲胃，力战而取之。既降其君，而籍其疆土矣，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。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，于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，而小至于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，一尺一寸，皆天子自为守也。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？费莫大于养兵，养兵之费，莫大于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，又日供其刍粮。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。农夫之力，安得不竭？馈运之卒，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，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，则欲群起而噪呼，此何为者也。天下一家，且数十百年矣。民之戴君，至于海隅，无以异于畿甸，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贼，与近岁贝州之乱，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，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，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。天下武健，岂有常所哉？山川之所习，风气之所咻，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战国尝用之矣。蜀人之怯懦，吴人之短小，皆尝以抗衡于上国，夫安得禁兵而用之。今之土兵，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，彼见郡县皆有禁兵，而待之异等，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，而将吏亦莫之训也。茍禁兵可以渐省，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，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，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，又何遽不如禁兵耶？夫土兵日以多，禁兵日以少，天子扈从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。如此，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，费之省者，又已过半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