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？举三代全盛之法，以治侥倖茍且之风，而归之于至正而已矣。三代之盛时，天子秉至公之义，而制诸侯之予夺，故勇者无所加乎怯，弱者无所畏乎强，匹夫怀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。此王道之所由兴也。周衰，诸侯相并，而强有力者制其予夺，邾、莒、滕、薛之君，惴惴焉保其首领之不暇，而齐、晋、秦、楚有吞诸侯之心。孔子慨然叹曰：「久矣，诸侯之恣行也，后世将有王者作而不遇焉，命也」。故《春秋》之法，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举行之也。钟鼎龟玉，天子之所以分诸侯，使诸侯相传而世守也。《桓·二年》：「取郜大鼎于宋。戊申，纳于太庙」。且夫鼎也不幸使齐挈而有之。是齐鼎也，是百传而不易，未可知也。仲尼曰不然。是鼎也，何为而在鲁之太庙？曰，取之宋。宋安得之？曰，取之郜。故书曰郜鼎。郜之得是鼎也，得之天子。宋以不义取之，而又以与鲁也。后世有王者作，举《春秋》之法而行之，鲁将归之宋，宋将归之郜，而后已也。昔者子路问孔子所以为政之先？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！故《春秋》之法，尤谨于正名，至于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，圣人之用意盖深如此。夫以区区之鲁无故而得器，是召天下之争也。楚王求鼎于周王曰：「周不爱鼎」。恐天下以器雠楚也。鼎入宋而为宋，入鲁而为鲁，安知夫秦、晋、齐、楚之不动其心哉！故书曰郜鼎，明鲁之不得，有以塞天下之争也。《谷梁传》曰：「纳者，内弗受也」。以为周公不受也。又曰：「号从中国，名从主人」。而《左氏》记臧哀伯之谏。愚于《公羊》有取焉，曰：「器从名，地从主人」。宋始以不义取之，故谓之郜鼎。至于地之与人则不然，俄而可以为其有矣。善乎斯言，吾有取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