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祐八年三月日，端明殿学士、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左朝奉郎、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：臣伏见元祐五年秋颁条贯，诸民庶之家，祖父母、父母老疾（谓于法应赎者。），无人供侍，子孙居丧者，听尊长自陈，验实婚娶。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，不得嫁娶，人伦之正，王道之本也。孟子论礼、色之轻重，不以所重徇所轻，丧三年，为二十五月，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，此色之轻者也。释丧而婚会，邻于禽犊，此礼之重者也。先王之政，亦有适时从宜者矣。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，所害大也。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，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。既已害礼伤教矣，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，以女弱不能自立，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。今又使男子为之，此何义也哉！男年至于可娶，虽无兼侍，亦足以养父母矣。今使之释丧而婚会，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，岂不过甚矣哉。《春秋》礼经，记礼之变，必曰自某人始。使秉直笔者书曰，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，自元祐始，岂不为当世之病乎？臣谨按此法，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，当时法官有失考论，便为立法。臣备位秩宗，前日又因迩英进读，论及此事，不敢不奏。伏望圣慈特降指挥，削去上条，稍正礼俗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