尧、舜之世，民莫不乐于善而趋于笃厚，今之世所谓独行君子者，尧、舜之民皆以为常，故谓之五常。有异于此者，当世指之为凶人，以为天下大戮矣。何哉？教道素行而为善之人多也。后世教衰俗薄，如四凶者滔滔皆是，故天下以孝悌为异行，以忠信为奇节。事父兄者望厚赏，而无过者以谓堪大臣，其崭然出众而以贤杰自名者，有不及尧、舜之民者矣。如之何望天下之治一二于唐虞也！故王者之大务，莫急于教。教者，所以养材也。养之久，材为之日众；无教之养之之道，则材为之日寡。材众足用，材寡则不足用矣。人之生也，自非圣人，自然之质，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。是故父兄之善教，一家之人才者必多；师儒之善教，一塾之士才者必多；国君之善教，一国之臣才者必多。非天之有所私，聚才而生之，所以养材之道备，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。茍不善教，则中人以下，莫不陷溺而入于不善，故人众而才者少。非天之有所恶，不善而生之，其所养之教之者非其道，使才能不得而成也。诚使王者善养天下之材，则聪明技敏之民，皆将化而为才，取之而称所求，用之而称所使。昔樊氏善为生，尝欲作器，先种梓漆。里人初笑其迂，后皆从而假器用焉，故樊氏之富倾天下。一为生之民，尚知为数十年之先养其材，然后治器。况王者为万世之盛哉！三代之治，莫不养材，而周最为备。秀于民者养之于乡，秀于乡者养之于学，秀于学者养之于太学，秀于太学者论而辨之，位而禄之，而养之于朝廷，或为公卿大夫，或为牧伯将帅，皆繇此乎出。故古者五十而后爵，自成童至于五十，其耳之所闻，目之所睹，其心之所存，莫非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仁义忠孝之道，虽有顽悍奇袤而不去者，抑亦寡矣。自幼至于成童，其君上之所令，其父兄之所率，其师长之所诲，莫非文武大道，虽有天资昏蔽而不可成才者，抑亦寡矣。故周之世也持长，诗人美之，而《菁菁者莪》之篇作。至秦则不然，焚灭先圣之术，其所以示民者，非刑则战，民莫不奸谲好乱，相糅而为恶。一旦俱乱，而秦亦不能御也。惟东汉最重经术，太学大盛，而四方老师大儒，或教授至千人，家薰户习，咸竟于学。于时天下贤能者日益多。明、章之后，童昏相继，推其微弱暗暴之势，可以朝夕而亡。然长久历二百载，与西汉等，岂非君子众多之力欤？今天下号为太平，然养材之道微缺，学校为废区，博士为冷官，士之进于仁义者，非其性则或其家之训，而国家所以教育之道不行焉。是故仁义之才日寡，取之而不称所求，用之而不称所使，忽有可忧之对，至大之责，或四顾而无所付，此才不素养之效也。孔子虽圣，其权则匹夫，然而门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才，欲相而有如颜渊，欲将而有如仲由，欲使为诸侯而有如仲弓，欲使宰而有如子游、子羽。唐太宗之将相房、杜、李、魏、二温、王、陈辈，多出于西河、汾晋之间，大抵皆王通之门人也。一圣一贤，养材而材之富也如是。今材不素养，故以天下之大，而常患无人。臣以谓欲左右皆正，小大皆治，势危而有以扶，事亟而有以托，在乎得材。材之易得，在乎素养。素养之术有三：一曰兴学校，二曰选置五经博士，三曰复汉之太学生员。三者行而教之养之之道备，学者于是通古今，乐名节，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