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《春秋》者，何为其纷纷不决也？病在于好奇而不好道，好名而不好实。《公羊》曰：左氏出于此矣，我之说不可复出乎此，乃出乎彼。《谷梁》曰：《公羊》出于彼矣，我之说不可复出乎彼，乃出乎此。至于驺、夹、董仲舒、刘向、刘歆、何休、贾逵、伏虔、杜预、范宁、尸子、啖、赵、陆淳之徒，莫不皆然，有出乎彼，我必出乎此，有出乎此，我必出乎彼，一彼一此，惟求异于学者而胜于前人。有所异者谓之新意，有所同者谓之沿袭，此《春秋》之学所以支离而不一，圣人之意所以晦而不明者乎？《公羊》家曰：《春秋》褒贬在乎日与不日、月与不月。为左氏者曰否。《谷梁》家曰：《春秋》之褒贬在乎书名、书字、书氏、书人、书国、书爵之閒耳。或曰：非也。至后世之颛儒，各守其意，迭相姗笑，操矛而相攻者，不知几人，师弟子异论而父子异学。呜呼！孔子大法，孰从而一之？昔者周既衰微，王者不能举其法，召陵践土之盟，而天下之政在诸侯；鸡泽淏梁之会，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，大抵肆欲妄行，与无王同。故孔子作《春秋》以寄王法，盖诛天下之不臣者也。故《春秋》以王法为本，曲直善恶次之。不奉王命而战争盟会，则曲直善恶，皆为《春秋》之罪人；奉王命而陷于恶，则罪在上而不在下，此《春秋》之本统也。有如文、武为王，周、召为相，坐明堂而治天下之诸侯，猝焉有两诸侯不以王命，举兵以相残。王者执而治之，则将诛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，将赏其直者而刑其曲者乎？又将偕诛之乎？又有诸侯或列国之臣，弃其宗庙、社稷之祭祀，踰疆丧职，不以王命礼典而盟会者，纷纭于天下。王者治而止之，将诛其未命而行乎？将赏其有益而为之乎？此譬之人子，奋呼袒裸，持梃斗争，而相掊击于父母之前，使良有司者治之，必且罪渎上乱礼之恶，而未暇及所争之曲直也。又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，以逐利于千里之外，使贤父兄者讯之，必且罪其辄往，亦未暇问利之得失也。如此以治《春秋》，岂不简约而易明哉！故学者之惑有二：一曰忘大法，较曲直；二曰弃显义，求微文。曰围曰入、曰侵曰伐、曰灭曰战，齐鲁之相兵，晋楚之相陵；曰朝曰聘、曰盟曰会，诸侯之相从，大夫之相交，乃其不以王命，则其罪固不容诛于圣人之笔矣。此之谓大法。舍此而规规剪剪，辨其小善小恶，此之为曲直。人君人臣，非义不道之举，孔子未尝没其实，曰贼曰盗之类，观其所书而见其恶，其为贬也足矣。此之谓显义。舍此而烦为之说，欲格之以日月名字之例，其例或与善恶乖迕不协，则又以曲辨而妄意之，此之谓微文。治《春秋》者，提大法而信显义，则于圣人之意，皦然而无所惑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