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事，有是与非，其始不同，而其终则一者，固未可以一槩而言也。六国彊秦之际，以兵相尚，以地相胜，朝合而为从，暮离而为衡。当时之士，大率揣知时变，求顺物情，持巧诈权利之术，以富国足兵之计开说诸侯，而欲为之用。当时之君，亦皆乐闻其策，而冀有以取畏于敌人，于是信而用之。然其君臣之间，始终之变，亦可怪矣。其始也，同心合虑，委之以兵，授之以国而不疑。其终也，衅起罅开，谈笑熟视，付之以死而亦忍。岂非下之事上也，以权诈为之始；而上之待下也，以权诈为之终乎？商鞅之事秦也，变法度以一民心，督耕战以完武备，凡所以并吞六国者，皆商鞅为之。及其功成事定，而鞅以戮死。吴起之事楚也，以峭刻少恩为务，虽王之贵戚，悉绳以法，凡所以齐治于楚者，皆起为之。及其政行众畏，而起以被诛。文种之事越也，分兵民之职以豫计先备，陈安危之端以深谏切谋，凡所以求灭于吴者，皆种为之。及其敌破国安，而种乃赐剑。然则三子之死，皆出于不幸焉，原其所以死之之心，则各尽其分而已矣。洎乎蔡泽之说应侯，而欲夺其位也，乃举三子之事以穷之，是以应侯皆许其死，而谓之义之至、忠之节。又从而言曰：「君子以义死难，视死如归；生而辱，不如死而荣。士固有杀身以成名，惟义之所在」。意者欲明己之事秦，虽蹈危亡祸败之机，而亦莫之顾，将惟义之是守而死之也。夫义者，合于天下之宜而已。宜而死之，义也。今夫说人之君，谋人之国，而惟变诈权利是务，及功成而身戮，亦不足怪矣。故三子之死，未可以言义也。以一辩口之蔡泽，而应侯捐相君之位以与之，以视夫身系安危而择夫去就之义，宜有愧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