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夷为中国患，从古有之，虽纯王极治所不免，然无如今日之盛彊者也。禦戎之策，前世止言中下，虽搢绅之儒介、胄之士，备见利害，备论得失。或专和亲以茍一时之安，或务讨伐以洗数世之耻，然无如今日制御之失也。契丹盛彊之渐，非一日而能，盖自光启以来，善窥中原之多故，起掠旁邻，以广部族。至于石晋，则又藉其兵势，以取天下，乃割地以报之。夫十六州者，皆据宅要害，天之所设，以峻边防。前世聚兵置帅，控扼之地，既已弃而为其巢穴矣，而乃划千里平广之野，以自守禦。且藩墙不完而户庭易觇，则外侮得奋臂以入，又安怪其有南牧之患哉？是以晋祚之末，悉众来寇，入如蹈无之境而得志以归，于是有轻中原之意，国家之兴，数从数叛。景德之役，气焰大丧，如露讲好之请。章圣皇帝以休息天下为虑，有为民屈己之说，可其盟约，因而罢兵，而天下之武备渐以弛废。至宝元、康定之间，西鄙不庭，王师未克，契丹观我之衅，外自连结，以邀利于上，多张虚声，屡出谩言，以骇惑朝廷之听。而当时之势，顾有未安，乃议增其金帛以至五十万，今三十年矣。时献一书，岁驰一介，设难可之求，发非常之问，以观吾君吾相之应答。而朝廷拳拳然若奉盟主，未尝辄忤其意，宁忍愧耻，不敢兴事。惟重赂柔辞，以固邻好，举天下生民之膏血，劫以鞭扑，聚以锥刀，而归于契丹者，几千万也。古之四夷彊盛，有如今日者乎？古之制御四夷，有如今日者乎？而乃恃以为长久之计，窃为执事者不取也。夫兵家之要，先据地利，不然，则善屈敌人之力而胜之。故军志曰：「先处战地，趣战者劳」。又曰：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谓之理人力」。彼十六州者，古称险固之会，我皆失之，则我地利有不及也。所恃者，独中国之富彊耳，而掊剥吾民，岁为供馈，使之坐得厚贿，以充其力，而我之生民日趋困敝。王师未举而邦本先摇动，则素所恃者，亦不足矣。始防外忧，而终召内患也。虽曰和戎为利，又安获其利哉？臣恐积日持久，我虚彼实，彼佚我劳，一旦乘隙而发，则势将不可支。是和之愈久，则害愈深而祸愈大，所谓养虎遗患也。善制四夷者不若是，叛戾不率，则有战；困穷而驯服，然后与之和。战亦在我，和亦在我，是故四夷不能得中国要领，而我常得计。今我常欲和，彼常欲战，则彼能测我之所欲，而以战邀利于我，乃其计之得也。要之，彼之所欲者，亦未必然耳。夫如是，则中国何事于畏战而好和哉？今日尤宜思之矣。景德之战，彼力既屈，而谋臣猛将欲乘其败以鏖之，此万世之举矣。贷而不戮，则固有噬脐之悔。及其以地为请，而议者不思远图，乃许之以金币。垂三十年，而请地之衅复作于庆历之始，则又从而增之。庆历距今亦三十年矣，知天子之新即位，而欲窥中国备禦之浅深彊弱，乃其谋也。向之虚声谩言而有请者，疑其旦暮闻于朝廷矣。臣虽甚愚，不知何以禦之哉？彼方窥吾之备禦，而茍失其策，则陵侮之势无休已时。将拒之以兵邪，则平日畏战而不欲加兵矣；将益之以赂邪，则民力有限，敌心无厌，而国之大费日益不给。用以制之者，适足助之也；藉以为顺者，阴受其害也；名为惜民，而实乃戕民也。势至于此，则莫若一任威断，而不可不用兵矣。用兵之略，臣敢继而备论焉。朝廷畏战甚矣，天下之士疑焉，而未知其端也。以体言之而谓不顺乎，则中国固可鞭笞四夷而隆主威也；以义言之而谓无衅乎，则慢求僭请接踵以至，而众心积愤也；以地言之而谓其广乎，则我富有四海，而彼乃一隅也；以兵言之而谓其多乎，则我戍军百万，而彼才什二也；以材言之而谓其足用乎，则旃裘之丑不若衣冠之贤也；以力言之而谓其富厚乎，则马羊之饶，不若宝币之积也。中国之直且彊，契丹之曲且弱也如此，然犹畏战而不敢用兵，以正其罪。论者乃曰：「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，不可轻议而妄举也」。斯大不然。兵，所以禁暴也，惟其穷兵则受弊；战，所以殄寇也，惟其好战则取亡。国家方有四夷侵侮之患，而未尝一议诛削之策，是以中国之气郁郁不振，而天下之心不胜其憾。茍一日奋扬皇威，以申九伐之令，则岂有穷兵好战之失哉！故持是说者胶柱于一偏，而未能应变也。度今之势，必可不至于兵战，惟甘言厚币以结其心，而致万世之安乎？虽天下之愚夫曲士，皆知其不足以结之，而必至于兵战也。知甘言厚币之不足结，则何事竭吾力以填卢山之壑，而饱寇雠之力哉？知兵战之不可免，则又何惮夫凶器危事，而不讲求其具也？昔者六国并力，以攻孤秦，百战而归于覆亡者，岂兵之不可胜欤？盖以地赂秦，而不知其地尽，而兵亦弱也。今天下之势，固万万异于六国，然以契丹与我为敌之情而言，则亦有类于秦与六国之事。彼常邀赂而无厌者，欲穷我之力也。以赂与之而不以兵禦之，则何以息其见穷哉？然而臣之所谓用兵者，亦非大举六师，长驱深入，轻吾民之命，犯天下之危，力决于一胜，而骤平其巢穴。盖亦大为之防，先严其备，而次绝其赂，示以必战，而求其成功于终也。夫困则卑顺，彊则骄逆者，敌之情也。有田钦祚之胜，然后有开宝之盟；有挞赉之败，然后有景德之好。今肆其陵慢，务求于我而不已者，岂其势必能乘中国之衅哉？盖六十年间，狃于国家之仁治，珍藏之财，岁岁厚遗而无穷已，壮夫猛士不敢弯弓而北向；彼方之人，少而耳所闻，长而目所见，惟知中国货财之可取，而不知中国威武之不可犯故也。是以彊而不困，骄慢日甚。幸今陛下缵治之始，乾健离明，运照万物；天威霆怒，震惊四海。殊方异俗，深有未测，而方觇伺于我，则固宜乘此机会而更张备禦之策，示之以无所贷忍之意，而有所必诛之道，以变易其视听，而破坏其奸心。夫讲求边备，申严军政，慎择将帅，精练士卒，出屯要地，以为掎角之势，谨固封略，以全守禦之形。然后罢其岁贿，而使之无素蓄之具，则契丹之计，反覆皆穷，而不知所出。欲以赂为请乎，则我之财不复可觊；欲以战为事乎，则我之兵可用而无所惮。夫内之既失于货贿，则其力自困；外之又逼于守备，则其势无所得。如此而部族之不微，党与之不溃者，从古未尝有也。不过十年，契丹必衰矣。茍非屈服于我以就命，则必逃遁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域而不之见也。夫然后乘坐胜之势，复燕蓟之地，遵祖宗前定之策，即范阳故府建堡置戍，以遏三路入寇之渐，则勋高古今，而福及社庙，岂不伟哉！与夫平日委百万之赀与人，而拱手以待寇至者，孰为愈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