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顷在谏职，尝议兰州可弃，两次奏闻，未蒙赐可。切闻西人在馆，以兰州为请，而朝廷大臣议论不一，或以为可弃，或以为不可。臣切思之，二者皆有所见，非茍而已也。以为不可者，以戎人难保，弃信忘义，今日得地，明日侵边，未可知也。与其割要地以利之而不能已其侵冒，孰与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？以为可者，则以为兰州之地，乃彼所素有，吾虽得之，增兵益戍，未尝有毫发之益，而岁縻一百七十馀万。羌人又尝大举围闭，久之乃罢，终为中国之患，而生西人之隙。恐西人今请不已，用兵未有已时。二者所见虽不同，然皆为中国计虑，忧深思远，有志之士也。以臣观之，今者朝廷之于西羌，幸可乘其无事，保养三数年间，亦可以休息边人困苦之弊。万一西羌不如所请，跳踉桀骜如元丰时，则臣知庙堂之上，忧未艾也。臣以为弃之便。凡臣所谓弃之者，非谓直弃以与之而已，盖欲于未与之时，先与之要约：西界寨栅，往时所谓要害，羌人取之而去者有几，令西人先以还我。约束既定，乃议与之。如此，则吾所得者，亦不少矣。伏望圣慈因其来请，特与之，勿牵于异议，拘于常守，而失此机会也。汉宣帝，明主也；赵充国，良将也。以宣帝之明，充国之老练，其论羌事，往返至于五六，卒从其策，而事乃集。广谋博议，古之人不免，要在明主择而行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