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知几又论太史公、左丘明、荀子、班固于《春秋》有虚美者五，此乃刘子议天地之不大，笑日月之不明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其五美固不足与论其是非，然尤可罪者，谓汲冢书与鲁史符同，「『获君曰止』，『诛臣曰刺』，『执我行人』，『杀其大夫』，『郑弃其师』，『陨石于宋五』，诸如此句，多是古史全文，则知孔子谓修者，但用其成事，就加雕饰，仍旧而已，有何力哉」？噫，刘子之罪，过于杨、墨也！且圣人达则王道行于天下，禹、汤、文、武是也；圣人否则王道隐于《春秋》，孔子是也。今刘氏取信于汲冢《竹书》、《琐语》，而谓孔子何力于《春秋》，何诬圣人之甚也！夫孔子之于《春秋》，有不合于王道者，则定法于一字以褒贬之；如其策书成文，书所为法，则因而直书，盖圣人之志也。而刘子谓笔则笔，削则削，皆为虚言，何狂悖之甚也！汲冢等书所载，盖战国之时，好学者爱其语句，乃录于竹简，以便记览，若今之抄集子史雅言之类，后因其死，乃藏于墓中。至晋太康中，其书始出，而挚虞、束晰、荀顗、干宝、杜预之徒，不知是当时好学者所记录竹简之辞，反谓《春秋》已前旧有此文，遂使刘子惑之，以圣人「何力于《春秋》」。以此论之，则刘子之罪，过于杨、墨远矣。茍不辟而归坦涂，愚恐学者径驰于淫说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