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知几著《史通》二十卷，徐坚曰「居此职者，宜置此书于座右」，因求其书而观之。则知刘子之用心亦勤矣。驰骋古今，发摘历代史氏之失，虽班、马、寿、晔，皆为其轻重，兹可尚矣。至《外篇·惑经》，有未谕者十二条，始亦窃疑孔子于《春秋》有所疏略，乃取《春秋》而审详之，则刘子乃好辩而不知《春秋》之旨，不识圣人之心也。刘子云：齐、郑、楚国弑君，各以疾赴，遂皆书卒；而正卿返不讨贼，冢嫡药不亲尝，而被以恶名，播诸来叶。且躬为枭獍，则漏网遗名；迹涉瓜李，乃凝脂显戮。其所未谕者一也。谓昭公元年，围弑其君郏敖，而书曰「楚子麇卒」；襄公七年，郑子驷弑其君僖公，而书曰「郑伯髡顽卒」；哀公十年，齐人弑其君僖公，而书曰「齐侯阳生卒」。且彼三国虽弑其君，而皆以疾赴告，故鲁史因其赴告，以为实，而书之于策。及孔子修《春秋》，若其事有可以为褒贬之法者，则因其文而笔削，以寄王法；如无足示法，则因其策书传疑传信之文，实书其事。故他国以弑君告者，则书曰「弑君」；他国以疾告者，则书曰「卒」，皆赴告策书之旧文也。及授与丘明作《传》，则俾遍观诸国简牍，实书其事，备其本末，以成其文。至于盾不讨贼，止不尝药，而以弑君父之罪加之者，盖孔子之志也。若为正卿而不讨贼，是君之雠可得而观望也；若为冢子而不尝药，则父之疾不在乎服勤就养也。故书盾之弑，以教天下人臣之为忠；书止之弑，以教天下人子之为孝。所谓原情而定罪，因罪以诛意，故曰「吾志在《春秋》」。彼亲弑君父，虽不书于经，而《传》能备载其事，其罪逆不在言而可知矣，岂可谓「躬为枭獍，则漏网遗名；迹涉瓜李，则凝脂显戮」哉？以此知刘子徒好辩，而不知《春秋》之旨矣。其他事以类推之，圣人之志皆显然明白，故不复辩，学者当自求之，无惑刘子之异说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