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昔封国之时，君民各久其安，而城郭、道路、关梁、庐馆尤严于宾客之事。凡国之地，大不过百里，而皆领于天子之诏，以待巡狩之所适，其岁时使人存頫。若归脤、贺庆、致禬之来，则又有四邻之交，朝觐、会同、聘问之集，车马人徒之役，纵横而信宿者盖无虚日。而受馆之礼，自畿内达于海隅，设官备物，候迓时谨，故虽跋山涉水，荒陋遐僻之域，具宗庙社稷者一不敢缺焉。有不能然者，君子讥之，谓之失政，不可以为国也。自天下更为郡县，守宰以考秩代居，民始不安其常。而先王之礼所以浃于政事，而尤严于宾客者，亦因以废怠陵夷且千岁。及今则驿舍之设，止于当路州县；驿递所过，足以供给，应有司之令而已。然犹不敢稍张其制度，一有异于其间，则众反讥之，以为茍悦使客，市恩意，非政之急。吏既不得久于其秩，而思脱讥以满去，故天下之驿虽当路所设，应有司之令者，往往圮而不完。至于歧旁他县，则无敢唱兴之者。霍丘故蓼邑也，今县属寿，其治霍丘距京师八百里，境内所包若干里。比而环者七州，七州之途皆出于驿，以达于寿。霍丘居最径，然独无驿。每使客之过者，无所归宿，则弛盖偃节，混于逆旅，或寓其孥于浮屠氏之馆，仓卒偪仄，而无以自表于民。今知县事、大理寺丞谢侯绩之至也，叹曰：「吾为地主于此，岂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？吾闻古之为政，盖莫不笃于宾客者。非茍相悦，所以相养以礼，而戴天子之命也。今吾邑虽陋，亦古之建国，传其城郭社稷，而地大益近，曾不及有一馆，为士大夫之礼不已俭乎？虽众口之讥，吾从古也，莫吾疚也」。于是相其署之东偏，面通衢之会，始筑馆焉。用若干日，立屋若干间，而门堂、室庑、庖井，至于器皿，百须无不具，而用不伤于财，役不劳于民也。既成，名之曰「蓼驿」，取古封国之号，盖所以自见其志。而以状属回：「子其为我书之，刻诸石，告于后之人勿废」。予曰：推古之事，而叹今为之难也。非发愤好礼，果于从政者，谁能为之？书传于后之人，庶几其卒勿废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