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者所议侍讲坐位，恐未适畅，今再具说如左。

一、所以言侍讲未为传先王之道者。凡九经非皆出于孔子，师儒相传，舛错抢攘，龃龉不安者，不可胜数。虽前世通儒，未有能通一者也。然则九经可谓中有先王之道矣，谓九经皆先王之道者，非也。又况诵读章句，不敢蹉跌，而可谓之传乎？孔子曰：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」。然则必待其人聪明渊博，心通圣人，不滞于末学，不流于章句，而后可言传矣。今之侍讲说释九经，彼善于此则有之矣，言传先王之道，则可谓诬众人也，况可夸于天子之前乎？传道非爵位可及，岂可一预此职，而便据此名哉？

二、所以言侍讲不得为师者。所谓师者，师其道德者也。然道德非言不传，故学于师者，有问道、有请益，未尝闻不问不请而强聒者也。今侍讲之于人主，执经在前，不待问而道之，不待请而益之。此则侍从之臣进说耳，尚何师礼之有？不惟若是，人便有说，古今师资不同，然必待其人心服，然后师之。今天子圣明，于侍讲未以为可心服也，岂可强屈人主，以伸群臣之志乎？《易》曰「朋友讲习」，所谓讲习者，非以先王之道相磨切乎？在人臣则讲习通于朋友，于人主一经讲耳，便望为师，是岂为下之礼乎？

三、所以言非有司之失者。凡朝廷法度，著在典籍，有司不守，则为有司过。假令朝廷向有令曰，侍讲师臣必坐而后语，而今有司失之，则可正之矣。今则不然，天禧之时，侍臣皆坐，侍讲亦坐。乾兴之时，侍臣皆立，侍讲亦立。其后有事者立，无事者坐。侍讲亦立亦坐，皆出人主之旨，岂尝为侍讲特定礼而谓有司之失？自数十年来，讲官岂皆不辨礼义，而叨居其任乎？特恐今之讲官，思虑不能无失，过而建言，希冀殊礼，望于太上，必欲得之，故推过有司耳。

四、今之议者，将曰人臣何尝不坐于上前。今讲论逾时，予坐以示尊德乐道，何苦议论。愚特以为不然，凡礼之所贵，贵在止邪于未行。朝廷之上，几席之间，逼近至尊，一坐一立，便是大事；人主有命许之，与人主不命请之，便分逆顺，岂可茍相容悦而忘义以处之也？是故逆莫大于逾分，乱莫大于要君，恶莫甚于阿私，罪莫重于罔上。今非师而求以师礼见待，是逾分也。以尊德乐道之名胁持主上，求必异己，是要君也。此二者，讲官之失。若有司知其非义，而以出于贤者，不敢违之，是阿私也。强为之说而曲使相合，是罔上也。此二者，有司之失。董仲舒所谓「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义，被之虚言而不敢辞」，此之谓矣，不可不察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