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伏蒙宠示新著《南唐史》稿，玩读累日，深服才致之敏，虽未获遍览全帙，然用数篇可以见作者之新意也。观其发凡起例，所记该洽，固非小见浅闻之所能造诣。窃于其间有一二事可疑者，敢辄条问，不知足下以为如何也。仲尼曰：「必也正名」。是古人凡有所为，必当先正其名，况在史志之作，为后世信书，岂不先务其名之正乎！今足下题三主事迹，曰《南唐书》某主载记者，得非以李氏割据江表，列于伪闰，非有天下者，故以「载记」代「纪」之名乎？夫所谓「纪」者，盖摘其事之纲要，而系于岁月，而属于时君，乃《春秋》编年之例也。史迁始变编年为本纪。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未尝有天下，而著于本纪。班固而下，其书或称「帝纪」，言「帝」，所以异于诸侯也，故非有天下者，不得而列焉。而范晔又有《皇后纪》，以继「帝纪」之末。以是质之，言「纪」者不足以别正闰也。或者谓陈寿《三国志》吴、蜀不称「纪」而著于「传」，是又非可为法者也。寿以魏承汉统为正，故称「纪」；吴、蜀各据一方，故在诸侯之列，而言「传」。愚以谓既以魏为正统，则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，其书当皆言《魏志》，《吴主》、《蜀主传》，安得言《三国志》，而于《吴》、《蜀主传》各称其纪年乎？若曰吴、蜀不禀魏正，各擅制度，则其书自称「纪」，无害史例也。或者又谓仲尼作《春秋》，不称曰《周史》，而曰《鲁史》；不称天王之元年，而称鲁公之元年，则吴、蜀传不系于《魏史》，而自称其年纪，于义无异。予曰：仲尼所作者鲁史尔，故称其国君之元，犹书曰「王正月」，言王者之正，诸侯所当禀奉而行。称鲁公之元者，是别其一国之书也。又若隋已受周禅，最后代陈，并其国地，唐姚璹撰《陈书》亦称「纪」。李延寿作《南、北史》，二国之君有闰有正，亦各称「纪」，而古人未有非之者。所谓「载记」者，别载列国之事兼其国君臣而言，有正史则可用为例，故《东观记》著公孙述等事迹，谓之「载记」。而《晋书》又有《十六国载记》，盖用其法也。足下必以南唐为闰位，自当著《五代书》后，列云李某《载记》可矣。今曰《南唐书载记》，似非所安也。又有国家设官分职，因革不同。五帝之前有云纪、鸟纪之类，商、周而后名称益广，《尚书》之周官，《周礼》之三百六十官，《左氏》记郯子之言，述之详矣。班固始作《百官公卿表》，历代各有职官志，皆所以见异代更改沿袭之源流，来者安得易而同之乎？今足下书有兼纳言视秩三司之类，且李氏称僭，不闻有是官，是非足下以兼侍中与仪同三司为近俗，而易以此语乎？是不然也。若官称之可易，则仲尼序《书》，当一概以唐、虞之官目之矣。而《旅獒》曰「太保作《旅獒》」，《蔡仲之命》曰「周公位冢宰」，《君牙》曰「君牙为大司徒」，《囧命》曰「伯囧为太仆正」者，尽取当时之官名以记其行事也。左丘明作《传》，列国之官称亦未有更之者，如楚之令尹，宋之司城，晋之三军大夫，如此之比，非可悉数，足以为后世约史之法也。又诏令者，古左史所记王者之言，发而为号令。其美恶系时之治乱，使后世有所观法焉。今足下所载李氏诏令，皆非当时之言，并出于足下藻润之辞。美则美矣，其可为史法乎？夫载言之美莫过《尚书》，虞、夏之际，其辞约而典；商、周之后，其辞华而悉。必若王言之可改，则仲尼删《书》，当使诰誓之文与典谟一体。其所以存而不易者，欲见异代文章之盛也。故扬子得以称之曰：「虞、夏之书浑浑尔，《商书》灏灏尔，《周书》噩噩尔」。自汉而下，左右史为一职，载述者兼言与事而书之。而太史公、班固诸史，所记制诏文体，类皆不同，尽当时之言也。盖下笔择其善者，则备载之；其不足存者，则略其意而书之。若以李氏草创，典章不备，文献不足，则其命令之文，亦可记其大指而已，不必釐改其辞也。某学无师法，未尝为史，但参之以经训，验之以前书，所见如是，非敢以为得也。蒙足不下相外，乃敢发其所疑者，亦几乎因事述意，求益于识者耳。可采可摈，毋惜开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