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谓以今之科试取士，比之往年至为详密。往年专以词赋为考式，学古者或诎于声病。今则诗赋策论之通考，不专于一场取舍。往年虽通考三场，而学经术者或困于无文，今则有明经之举。往年敦朴之士或不习科举，无由自达。今则有遗逸之荐。是则诗赋所遗者，取之于策论；策论所失者，选之于明经。二者又不能尽，则擢之于遗逸。天下苟有怀才负艺之人，靡不毕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。今明诏犹以为不足者，臣窃谓其弊不在法制之失，而在于措置之未尽耳。夫措置之未尽，其说有四：一曰考试关防太密，二曰士子不事所业，三曰诈冒户贯取应，四曰取人多少不均。所谓考试关防太密，弥封誊录是也。夫弥封誊录，本欲示至公于天下。然而徒置疑于士大夫，而未必尽至公之道，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。何则？国家取士，行实为先。今既弥封誊录，考官但校文词，何由知其行实？故虽有瑰异之士，所试小戾程式，或致退落；平时常负玷累，苟一日之长可取，便预收采。士之贤否，而进退之间系乎幸与不幸，往往是矣。是岂朝廷之本意耶？臣窃睹天圣四年仁宗皇帝诏书曰：「如闻举送之士，操履罕修。黜于有司，则纷然起谤；升于科选，又多以败官。由习尚于虚浮，宜特行于敦戒。自今诸州发解诸举人，并须考访履行，或有乖僻彰暴，虽所试可取，不得一例解送」。以此见朝廷之意，先士行而后文艺也。若弥封誊录，则何由辨其贤否，而得如诏书之敦戒乎？为今之便，则莫若去弥封誊录之法，使有司得专参详考察。一则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，益务尽心；二则负实学者得以自明，程文小疵，不虞见弃；三则浅陋之人，固无侥倖之望。至公之道，无大于此议者。或曰：此法行之已久，今多士竞进，一旦改革，必致喧讼，何以弭之？臣以为士子之行，莫若乡曲最知其详。傥或素履无闻，因而黜落。自厌群议，复何畏乎多言邪？若其行完学富之人，偶不与荐，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，则人人自重，不敢轻发。养其廉耻，异日足为嘉士，其所劝盖多矣。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，不下数千人，主司无由一一知其贤否，虽见姓名，亦何益于公选？臣以谓此法宜先施之州郡，亦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也。望自今并委知州、通判职官常加察访本州行能之士，记其姓名，更相论辨。遇诏下转运司，为精择试官，依常赴院锁宿，其举人试卷更不弥封誊录，仍别差官点检收纳，应有涂注乙处，并印记讫，遂施发送试院，不得稽留，令试官依公考校文艺。除杂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，其馀悉定高下讫报州，令知州、通判职官同入试院，共加审覆，以素有声称著于乡里者为先，然后定其去留，依以额解送。试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，令监试严加按察，具奏其事，重行黜降。如此诠择，必无幸进之人。比至南省，则是已经乡里察访，设令依旧弥封誊录，只考文艺，亦不容无状之人得预奏名也。其殿试考式，系之朝廷，非有司所当措议也。所谓士子不事所业者，举人不纳公卷是也。旧制秋赋先纳公卷一副，古律诗、赋、文、论共五卷，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，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。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，差入贡院，先行考校，内事业殊异者，至日更精加试验。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，并行驳放。或假借他人文字，辨认彰露，亦便扶出，永不得赴举。是举人先纳公卷，所以预见其学业趣向如何，亦有助于选择也。景祐以前，学者平居必课试杂文、古律诗、赋，以备秋卷，颇有用心于著述者。自庆历初罢去公卷，举人惟习举业外，以杂文、古律诗、赋为无用之言，而不留心者多矣。此岂所以激劝士人笃学业文之意邪？臣欲望自今举人请应依前令投纳公卷一副，不得假借他人文字。并亲书试卷头家状，一准旧制，委知举考试官预先看详，以备将来与试卷参验是非而升黜焉。如此，庶几人知向学，不为茍且之事矣。所谓诈冒户贯请应者，今外郡举人赴开封府取应是也。天下州郡举子，既以本处人多解额少，往往竞赴京师，旋求户贯。乡举之弊，无甚于此。虽朝廷加以峻文而终不能禁止者，盖以开封府举人不多，解额动以数百人，适所以招徕之而使其冒法。欲革其弊，莫若预为之防。于罢举之岁，令本府下诸县察访见今土著，实有多少举人，候见得的实数目，开送贡院。比校外郡人数，酌中解名处量其分数，别立定额。外方举人知其如此，岂肯不远数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贯乎？其府中减下人数，却乞移与国子监添起名额。既已革寄贯诈冒之弊，又足广庠序乐育之风，如此行之，诚两有所便也。或曰：府中减下人，国子监又复添额，则人人竞赴庠序投状，其于冒妄不亦均乎？是不然也。在开封府则有诈名冒贯之弊，于国子监自是四方俊造进取之所，事体固不相类，容其趋进，复何害耶？所谓取士多少不均者，进士与制科、遗逸是也。臣窃以往年放进士，每榜不下四五百人。自间年放榜，亦尝近二百人。诸科大约依进士人数，而制科入等者不过两三人，明经不过三五人，遗逸之荐复未有定制。臣以谓举制科者，博通古今，贯穿经史，顾其积学，勤亦至矣。明经者虽诵数或阙，而大义多通。遗逸之荐，纵不能尽如诏书之所求，要之皆乡里推许之人。此数科比之进士诸科，初学幸中者多取之，亦未为谬滥也。臣伏睹新制，三岁科诏每榜以三百人为限，是进士诸科之路已广，而制举、遗逸，议论犹未及之。况近制明经已许均减诸科之数，虽取人未多，是已有定制，临时可以通融，损彼而益此也。臣愚欲望自今三年科举，进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为限，留其馀五十人以待制举及遗逸之类。其制举策入优等者，自依常例；在下等者，望量添人数，比类赐以出身，以酬其积学之勤。其举遗逸，仍望立为定制。每放榜而后，下诏诸路州郡及转运司共察访，如士人中显有履行纯固，经术文艺优赡，为众人推许者，或场屋黜落，或丘园高蹈，咸许保荐。每路限以五人，并敦遣赴京师，依例试以策论，考定高下。优者赐以科名，与制举所增人共足所留进士五十人之数；下等亦望量推恩渥，或与免将来文解。如此则取士之路益广，而行艺之人无有弃遗。奖育人材，敦激偷窳，上助风教，不为无益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