榷酤之兴久矣，桑羊建白之，武帝力行之，千秋奏罢之，新莽重立之，绝于魏，起于陈，盛于唐，大备于当今之世。其源益深，其本益固，其所害者多，所利者寡。虽有非常之智，弗能去其害也；虽有不世之略，弗能益其利也。盗滥日益起，争夺日益繁，狱讼日益长，刑辟日益峻。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，则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？昔武帝之世，骋志四夷，兵资国用皆所不赡，则置之者乃其榷也。孝昭之世，海内休息，务以仁政，绥怀于民，则废之者亦其宜矣。虽新莽诡制，强复其法，然历东汉魏晋，数百年间而弗复用焉。及陈氏膺统，文帝当御，始下诏令恢而袭之。至于有唐，厥制渐备，或定其酤之税，或别为三等之目，可否相半，损益相兼，行于一时，稍得其便。厥后京都免榷，以优乎大众之聚，五州榷曲，以当乎鬻卖之利，随所利害，以为定法。载在前史，灼有明验。我宋绍位，有三制焉。王城之中，则征其糵而不征其市；闽、蜀之地，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；四方郡国，则各有常榷。军旅之饷，非是不能给也；帑藏之实，非是不能充也；岁时之课，非是不能足也；醝茗之扃，非是不能并也。其名虽异而其课则同，其法则三而其利则一。课既同，利既一，则天下之制可以尽一矣。然朝廷所以不一者，盖将优遐迩之徼而重畿内之民。诚深利矣，孰若兼四海而利之？且盗滥争夺，天下之公患也；狱讼刑辟，天下之大殃也。今使王城之中则亡其公患，闽、蜀之地则弃其大殃，其馀郡国则兼殃患而有之。呜呼！亦仁者之所非也。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，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。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，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。可以导仁政，可以消争心。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，莫大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