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于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，乞许令侍从之臣进奉金银钱帛，以助山陵之费，至今来未闻降出。臣亦曾与同辈具状诣客省进物，蒙批降指挥，以乾兴年中无此例，不令收接。其事理本末，臣已于前来劄子内一一奏陈，今更不敢重复有言。窃以方今国家多虞，人心危惧，正是朝廷斟酌时宜，损益变通之际。岂可不究利害，但询旧例而已。况所赐群臣之物，比旧例过多几倍，而群臣有所进献，则云旧例无之。虽圣恩务在优隆，然群臣有廉耻之心者，何面目以自安？又州县挞平民，逼取钱物，以济一时之急，不知乾兴年中何尝有此例也？以此见国家虚实缓急，逐时不同，岂可专执旧文，不加裁损？今大丧之后，内外困穷，凡百在位之臣，皆当焦心刻己，以救其患。若受此非常之赐，恬然有之，曾不为愧，则士众必曰：「我辈劳苦，而所得微薄，群臣安坐而专享厚利」。其心安得不怨？百姓亦曰：「我辈剥肤锥髓以供赋歛，而浩浩入群臣之家，如泥沙不惜」。其心安得不怒？近者怨，远者怒，为国计者，可以不深思远虑乎？是以臣辈区区欲输此物，非谓可以增帑藏之富、助用度之急也，其意盖以通上下之情，慰远近之心，塞无厌之怨，解重歛之怒。伏望朝廷留心省察，知其为安危之本，非其誇小廉、竞小忠也。臣今来并前来所奏劄子共二道，并乞早降付中书、枢密院，同共商量施行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