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辱书旨，不□□□不肖，贬损德义，重复开益。其间叙明左氏之学，益又□□□□□于蒙瞽，然观左氏书，广记列国之事，不无浮誇驳杂，谬孔子之志者，不得比之荀子书也。且荀子之书，深闲礼法，其大概，一归圣人之道，然时有偏滞未至之处，此为小疵耳。盖自孟轲而下，求其正辞正识，为得圣人之门户者，独荀卿子与子云、退之而已。虽其书若不尽纯粹，皆无叛于孔子，自馀诸儒百氏，或出或入，固不得与夫四子者比也。怪神之事，孔子不言，而左氏所载鬼神之事，皆淫辞无法，又与夫《春秋》书所记灾异事岂相类哉？推此而言，则左氏书不由圣人之法，间有之矣。近世圣经蔑息，世之学者，家为异说，而莫知辨正。又国家之所谓政教礼法，夫尝一出于经，士君子既位于朝，则不复用之，而老师大儒，废弃无用，又自嘿嘿而无所驾说，则是天下常无圣人之经矣。昔者孟轲当战国之时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圣人之道，将绝如线，而轲独以仁义之说开辟之，而其道始明，后世赖之。以其功业，不在禹下。故其言曰：「杨、墨之道不熄，孔子之道不著。吾欲放淫辞，息邪说，以承三圣之后」。韩愈亦曰：「释、老之害过于杨、墨」。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，韩愈乃欲拯之于已坏之后。圣人贤士知天命之在己，必以身负其道，扶持之不暇，其肯用舍废置哉？至于孤灯烛夜，涕泗横集，某尝三复其辞而悲之。今天下民力凋弊，比之祥符、景德之际，其创钜矣。衙前里役之蠹不减于旧日，破赀竭产而迫于刑戮者不可胜纪，日削月朘，失其本业，一有水旱兵革之变，则死亡继之。庙堂之臣，郡县之吏，未有一疾首蹙頞思起而救之者，亦诚何心！以先生之贤，岂无术以营补救完之？不识如之何而使斯民不至此极也？某虽愚不肖，愿闻其说。今日之行，非以为利，万一得与外廷之试，可言民间疾苦，则愿以先生之说，万死以献，庶几吾君吾相能用其术，致斯民于祥符、景德之际易于反手耳。然则先生之经术得行乎耳，其亦不得行乎耳？某比有行期，将有所请。连阴雨雪，人马不前，明日遂行，悒悒为恨。因风无吝教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