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前月再辱手书，谕以教事，皆圣人作经之大旨，实发蒙蔽，敢不一一记录以为师范也。某以贱冗，不时还谢，惶恐为深。某尝以《春秋》之书，微左氏记其行事，公、谷发其微旨，则仲尼之志，几不得求之，是不可谓无大功于《春秋》。然其间发凡举例，或戾大旨，有一事而为三说，必以其亲受圣人而得其法，未可知也。圣人措辞立法，权宜制礼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非门弟子所得与焉。游、夏之徒，犹且不措一辞，况其次者乎？故其褒贬善恶，以当一王之法，自谓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，其义则丘窃取之。又其国史义存隐讳，凡有大恶，不敢直言，拨乱之意深，而虑患之意微，必不暴扬其义，以授弟子。况其当时诸侯之国，各自有史，君臣善恶得失之迹，昭然可见。仲尼既取而修之，断以大法，赏罚存焉，不必传授，直以俟知者知之耳。就使圣人授诸其徒，使之传之，彼既亲闻其义，则其所为传，无非圣人之法，不当誇诬短俗、反谬圣人之意如是也。先儒只以丘明好恶与圣人同，遂为授经，必无此理。盖当时门弟子窃闻其义，间或得其例略耳。迁、固诸儒虽无三传与夺，盖其书大约宗左氏，而不知圣人之法，故彼之与此，未足据也。子云《法言》，皆当时答问之辞，因以为书。韩愈之文亦因事而为之，而未尝著书，盖不及三传耳。其能无辨哉？至于雄品藻自仲尼以来诸儒名臣，愈之抵排异端，且欲削荀氏之不合者，其亦无让矣。夫圣贤之心，岂好己之胜人而欲有论辨哉？盖及之而不言，无以明吾道，息邪说，非护己而然也。近世老师大儒，能以经术为己任，求其如先生者，几希矣！夫不废人之言，不求人之备，不曰贤乎？然而圣人之经，待人而后传，如其不得传则已，如欲传之，亦将开明大义，折诸家异同之说，以示后之学者，不宜有让也。某继以私事，终不克日侍言论，有所请益，其钻仰之意，宜如何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