襄启：去年得景山新文，心窃喜慕。且襄与景山游最旧，其有疑者，不敢自嘿，因而往告焉。景山始未之从，又往告焉。今再辱书，复说勤辨，将有以开发愚陋。然襄前者所论，罔不尽心，景山自取舍之，襄不能移也。于其间取一二事以自辨焉。夫传道莫若言，传言莫若文。言者道之所由，而文者言之所存。道充乎中，造次而言，无有不极于文也；其道馁焉，而其文虽工，终亦莫之至也。襄前书云：「由道而学文，道至焉，文亦至焉；由文而之道，困于道者多矣」。此所谓学者先于学道，而后于学文耳。而景山谓六经之道皆由文而后明，未闻先由文而失道者。景山离前书之意而言，固不异其所归，复而从之则通矣。景山又云：某前所论书传示于人，恐醇识君子以襄为取友之短、售己之长而取名也。诚得世人人皆醇识君子，宜不以是过襄也。且一言之发，终莫之御，况为文词，其传固宜。景山示襄之书已传于人也，而襄之文独安能止众人之无传焉？夫道至大也，至公也。以其至大也，故学者莫能悉其要，于是异端偏说兴焉。君子畏道之不明，然后是是而非非，以其至公也。君子是是而非非，咸一于至当，不得私而让焉。柳子厚于韩退之，其友也，子厚论史事，辞意甚严。张籍于退之，师弟子也，亦讥其駮杂。子厚与籍岂欲暴其师友之失而自取胜乎？以道有所明，不得私而让其师友也。其书传于今，人莫或非之。刘歆之于父向也，论《春秋》义，率多异同。歆，汉名儒，又岂欲前其父乎？以道有所明，虽其父不得私而让焉。其书亦传于今，莫或非之。伊尹陈训戒于君太甲，教告切深，其自称功德，无与为大。伊尹，圣人之徒，又岂欲昭其君之所昧，而耀己乎？以道有所明，虽其君不得私而让焉。其书，仲尼取之以为世法，无有疑也。弟子于其师，子于其父，臣于其君，不自嫌于不让而辨之，惟道故也。故其师也，父也，君也，亦惟道之恤，闻其不让而辨之，必以为当然。况朋友之切劘规诲，理固然矣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为亲者、尊者、贤者讳其恶。传曰「恶讦以为直」者，谓不暴于人之隐慝耳。若夫论义曲直，必章章然大辨，以传于世，岂比家人温寒劳苦语言，务相承取而已哉！然景山曾不是虑，而谓襄售己之长以取名，何哉？名吾者谁？于何而售？取名于贤者，贤者进人以德，不进人以名；取名于庸人，庸人足名吾哉？襄不置心于名也且久，况期售乎？古君子之于人，一有贤己，从而学焉；一有未至，从而告焉。学焉者，欲人之速至也；告焉者，欲人之速贤也。朋友道衰，人务自高，读书指古人姓名，咿嚘称慕，以不见为恨；使其人同世而处，莫肯公其是非，而相推先以道义。呜呼，欲朋友之义存而道之兴也，不亦难乎！襄以是于景山勤而不已，自谓于朋友之义为得，而速望于景山者；今反过疑于襄，非敢闻命。景山文日益高，济之深虑，至乎至也。不宣。襄顿首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