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有言曰：「谷甚贱则伤农，贵则伤末」。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，此一切之论也。愚以为贱则伤农，贵亦伤农，贱则利末，贵亦利末。盖农不常粜，有时而籴也；末不常籴，有时而粜也。以一岁之中论之，大抵敛时多贱，而种时多贵矣。夫农劳于作，剧于病也，爱其谷，甚于生也。不得已而粜者，则有由焉。小则具服器，大则营昏丧。公有赋役之令，私有称贷之责。故一谷始熟，腰镰未解，而日输于市焉。粜者既多，其价不得不贱。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，轻其币而大其量，不然则不售矣。故曰：敛时多贱，贱则伤农而利末也。农人仓廪既不盈，窦窖既不实，多或数月，少或旬时，而用度竭矣。土将生而或无种也，耒将执而或无食也，于是乎日取于市焉。籴者既多，其价不得不贵。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，重其币而小其量，不然则不予矣。故曰：种时多贵，贵亦伤农而利末也。农之粜也，或阖顷而收，连车而出，不能以足用。及其籴也，或倍称贱卖，毁室伐树，不能以足食。而坐贾常规人之馀，幸人之不足，所为甚逸，而所得甚饶，此农所以困穷，而末所以兼恣也。《易·系辞》曰：「何以聚人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。财者，君之所理也。君不理，则蓄贾专行而制民命矣，上之泽于是不下流，而人无聊矣。此平籴之法有为而作也。管仲行于齐，李悝行于魏，耿寿昌行于汉，国不失实，人获其利。自晋迄隋，时或兴废，厥闻未昭。唐天宝中，天下平籴，殆五百万斛，兹全盛之事也。大宋受命将百年矣，谷入之藏，所在山积，平籴之法，行之久矣。盖平籴之法行，则农人秋粜不甚贱，春籴不甚贵，大贾蓄家不得豪夺之矣。而官之出，息常什一二，民既不困，国且有利，兹古圣贤之用心也。然其所未至，则有三焉：数少也，道远也，吏奸也。一郡之籴不数千万，其馀毕入于贾人。至春当粜，寡出之，则不足于饥也，多出之，则可计日而尽也。于是贾人深藏而待其尽，尽则权归于贾人矣，是数少之弊也。仓储之建，皆在郡治，县之远者，或数百里，其贫民多籴则无资，少籴则非可朝行而暮归也，故终弗得而食之矣，是道远之弊也。举掌之人，政或以贿，概量不均，行滥时有。及其出也，或减焉，或杂焉，名曰裁价，实则贵矣，是吏奸之弊也。今若广置本泉，增其籴数，则蓄贾无所专利矣；仓储之建，各于其县，则远民可以得食矣；申命州部，必使廉能，则奸吏无以侵刻矣。如此，利国便人，事可经久，是谓通轻重之权，不可不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