觏再拜汉杰著作兄足下：前日辱书，以觏所为《景德寺》及《邵武军学记》言浮屠事来讨。觏不肖，然其为文有新意处，恐学者疑，唯欲人问，因详说之。而譊譊之徒，背憎是务，莫肯告者，吾心恨此久矣。今汉杰乃惠然移书，使之明辨，不胜幸甚。觏排浮屠固久，于《潜书》、于《富国策》，人皆见之矣，岂期年近四十、气志益坚之时而辄渝哉？惟汉杰观厥二记不甚熟耳。吾于此言，乃责儒者之深，非尊浮屠也。民之欲善，盖其天性。古之儒者用于世，必有以教导之，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主，其于异端何暇及哉？后之儒者用于世，则无以教导之，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无所主，将舍浮屠何适哉？汉杰两执亲丧矣，亦尝礼佛饭僧矣。如使《周礼》尚行，朝夕、朔月、月半荐新启祖，遣有奠虞，卒哭祔，小祥大祥，禫有祭，日月时岁皆有礼以行之，哀情有所泄，则汉杰必不暇曰七七、曰百日、曰周年、曰三年斋也。吾故曰：儒失其守，教化坠于地，凡所以修身正心，养生送死，举无其柄，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，茍得而已。当是时也，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，焉往而不利云云。至于叙其传法，始卒甚详，此诚文势不得不然。吾自「无思无为之义晦而心法胜」以下，言儒不能明其道，而释以其说象之。故「嗣迦叶者师子达摩」以下，言此衰致彼盛也。非习闻其说，乐其诞，而自小如「孔子，吾师之弟子」之类也。若夫按白居易碑迹景云大师之事，盖取其与颜太师真卿等友善。鲁公之大节，古今鲜俪，而善于一浮屠，必若澄观受知于韩吏部之比，其人材有足称者也。而景云乃景德之旧，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。然则取信于白居易，何尤哉？又觏所谓「及味其言，有可爱者，盖不出吾《易·系辞》、《乐记》、《中庸》数句间」，汉杰以为仲尼、子思群圣人之作述，岂与此等说较论而争衡邪？是诚汉杰之不思也。且吾谓儒者「困于淫僻，恤乎罪疾，欲闻性命之趣，不知吾儒自有至要，反从释氏而求之」，然后乃曰：「及味其言，有可爱者，盖不出吾《易·系辞》、《乐记》、《中庸》数句间，茍不得已，犹有老子、庄周书在，何遽冕弁匍匐于戎人前邪」？请详此意，岂谓仲尼、子思与之较且争乎？盖以释之言虽有可爱者，亦吾圣人先已言之矣，何必去吾儒而师事戎狄哉？苟不得已，尚不如学老、庄，其意亦昭昭矣。彼释之书数千百卷，而不出吾数句间，其轻重如何哉？汉杰责于人，无若是之暴也。夫所贱郑、卫者，非谓全无五声十二律，不与雅乐相似也，唯其不中正耳。毛嫱、西施，面目亦与人同，岂彼数千百卷书，而无与吾圣人一句一字合者哉？九流百家同出于圣人而有所偏耳。圣人之备，其于用也交相济，故得中焉；诸子之偏，其于用也执一而已，故有过有不及也，亦非谓无一句一字与圣人合者也。譬诸良医之治疾，实者则泻之，虚者则补之，热者使之服凉，冷者使之服暖，故天下之疾无不治也。圣人之道如此。诸子则不然，见泻而愈者，则谓天下之疾皆可泻；见补而愈者，则谓天下之疾皆可补。于热于冷亦然。故用药失宜，而疗病多死也，非谓其方不与良医相似也。学者之视诸子若异类焉，是亦过矣。汉杰罪我不如李习之不为僧作钟铭。习之之论信美矣，然使唐来文士皆效习之所为，则金园宝刹，碑版若林，果谁作也？来书谓张景《原道》颇正，汉杰何不视景集中所记浮屠事凡几篇，其称述何如？又谓「设不得已，犹可谨岁月，志工用，亦不害于正」。若但岁月工用而已，凡人皆能之，何必吾文？吾所是非，灼见如彼，岂尝害于正哉？圣贤之言，翕张取与，无有定体，其初殊涂，归则一焉。犹李汉所谓千态万貌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。何须开口便随古人？汉杰使我效李习之，胶柱矣。今之学者，谁不为文？大抵摹勒孟子，劫掠昌黎。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，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，拆南补北，染旧作新，尽可为名士矣，何工拙之辨哉？觏之施为，异于是矣。既使明辨，敢不尽言？汉杰察之。十二月十三日，从表弟李觏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