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诸侯其国重，佐王者天下正。不顾小利而败大体，君可易也，社稷不可亡也，是之谓忠臣。主亡与亡，不能固存，亦不从于乱，是之谓具臣。怀茍且之安，挟观望之虑，回惑持贰，以全宠禄，是之谓奸臣。是故忠于社稷者，何事非君；徒爱君者，不必利社稷；逢君恶者，亡国矣。此《公羊氏》所以贤祭仲，以为知权者，由是欤。《春秋》桓十一年，书「宋人执郑祭仲，突归于郑」。《公羊》曰：祭仲郑相，不名者，贤其知权也。「权者何？权者，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。权之所设，舍死亡无所设。行权有道，自贬损以行权，不害人以行权。杀人以自生，亡人以自存，君子不为也」。古人之有权者，祭仲之权是也。夫郑弱宋强，势不可拒也。已当国而就执，谋无所出也。以弱而当强，以无谋而敌有备，郑且危矣。忽虽欲勿出，势得勿出哉！突虽欲勿入，势得勿入哉！祭仲秉国之权，内不及谋而外虚，死是无益于君，而徒自损其国也。故必从其言，则君可以生易死，国可以存易亡。少缓，则突可故出，忽可故反。后五年，书「郑伯突出奔蔡，世子忽复归于郑」。则祭仲之谋效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巽以行权」。子曰：「可与适道」，「未可与权」。权之时义大矣。君子行之，所以辅正道；小人行之，所以成诈利。孟子曰：「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」。至乃三卿之分晋，田氏之得齐，新莽之盗汉，孟德之迁许，三马之移魏，二桓之逼晋，是皆挟一人而令天下，发诈机而弄神器，失之为奸叛，得之为英雄，假伊、周之名，行羿、浞之事者矣。嗟乎！公羊子之贤祭仲，于祭仲之心则可，然而君子恶其启端于后世也。杜说《左氏》曰：「不称行人，听迫胁以逐君，罪之也」。谷梁子曰：「死君难，臣道也。今立恶而黜正，恶祭仲也」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有托始之贬，有原情之责。圣人将以示教诫，明大法，实不始恶，犹托始焉。今祭仲以陪臣事小国，立君出君，权皆在己，贻之后人，难为法矣。若夫贬一人，激来世，防奸之渐，夷乱之阶，是亦圣人忍小幸，示大公之旨也。祭仲之贬，请从二家之说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