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子与冯宿书论文，谓人不知其文，遂自比扬子云为《太玄》之时，乃引雄之言曰：「世不知我，无害也。后世复有扬子云，必好之矣」。因谓：「子云死近千载，竟未有扬子云，可叹也。其时桓谭亦以雄书胜《老子》。《老子》未足道也，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！此未为知雄者。其弟子侯芭颇知之，以为其师之书胜《周易》。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，不知其人果何如耳。以此而言，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」。吾视此，未尝不抚书而为其太息，谓韩子可贤耶？何其为言之易也？夫圣贤之所以著书，岂欲与人争强乎？圣贤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，故为之书，欲以传其道也，岂意与人争强也，不争而乃有所为耳。夫以其所为而与人欲争强斗胜者，此特流俗使气不逞者之所尚也，圣贤如此而为，其去众人也何远哉？其道至，自形人之不至；其言是，自形人之不是。其人有知，遂自服而尊美也，岂有争之而得人尊美乎？自古著书，而其文章炳然蔼如也孰如孔子？而孔子曰：「文莫吾犹人也」。圣人岂以其道而苟胜乎？《中庸》曰：「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，君子居之」。是岂以争之而为强耶？《语》曰：「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」。是圣人岂欲儒者而与人争强乎？韩子师儒，为言不类其法，不亦误后世之学者也？若《老子》之书，其所发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。其文约而详，其理简而至，治国治家、修身养神之方，出师用兵之法，天地变化之道，莫不备之矣。孔子尝从事而师问其人，岂非以其如此也？而《老子》岂易胜之乎？又况其所尚，以不争为德也。子云平生学问于蜀人严遵君平，故其《法言》盛称于君平，君平乃治《老子》者也。及子云为《太玄》，乃以一生三为创制之本，是亦探《老子》所谓「一生二，二生三」者也（此说见《太玄解义》。）。故子云曰：「老子之言道德，吾有取焉耳」。雄书之宗本既出于《老子》，而谓《玄》胜老氏，亦其未知思也。然桓谭岂为能知子云乎？而韩子乃援桓谭之言，则已可笑矣，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颇知之，以为其师之书胜《周易》，此又韩子之大缪矣。若雄之《太玄》设方州部家四位者，乃《易》之四象六画耳；布八十一首者，《易》之六十四卦也；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尽书者，依周武口诀也；展七百二十九赞者，乃《易》之三百六十爻耳。其本不出乎阴阳二仪，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数，其纪纲不出乎三极之道，而雄之书大底资《易》而成之耳。其《法言》曰：「其事则述，其书则作」。《汉书》称雄，亦曰：「以为经莫大于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，皆斟酌其本，相与放依而驰骋云」。吾尝治《易》，得其四象八卦之数，凡《玄》之所存者，六气、五行、三才、七政、四时、十二月、二十四节、七十二候、五纪、五方、五神、五音、十二律、九宫、十日、十二辰，莫不统而贯之。盖圣人含章天机，秘而不发耳。至汉，而焦赣、京房辈辄分爻直日，而《易》之道遂露矣。子云盖得意于焦氏之分爻也，复参之以浑天之法。然其巧思推数，自起其端，为位、为首、为赞以钤乎一岁，效《易》以占天人之事，此其贤也。夫《易》者，资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以成之，盖天地自然至神之法，非圣人之创制也，然非圣人亦不能发明也。虽其时世更历三古，藉圣人发挥者九人焉，唯伏牺、文王、孔子事业尤著。若子云之书，其始何出，而何得之？其为书之人，何如于伏牺、文王、仲尼乎？然《玄》之法盖出于人之意思经营之致耳，与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。子云之贤不及伏牺、文王、孔子，虽童蒙亦知其然也，而韩子以侯芭为颇知之，而谓《玄》胜《易》，何其惑之甚也！《晋书》谓王长文尝著书号《通玄》，有文言、卦象，可用卜筮，时人比之扬雄《太玄》，是亦可谓胜《易》乎？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师之所祖述，何妄为之说，掩抑圣人之经，乱后世学者之志，非细事也。此足以识芭之狂愚何甚也，不必待见其他文而知其为人也。韩子于此当辨斥之，以尊證圣人之道可也，乃更从事其说，茍以资其自矜，儒者果当尔耶？吾恐以文争强，而后生习为轻薄，人人无谦敬之德，未必不自韩子之造端也。吾尝谓扬子因《易》以成书，其谓述之可也，不应作经，自为其家，与夫大《易》抗行。孔子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仲尼犹不敢作，子云乃作之欤？《汉书》谓诸儒讥扬子非圣人而作经，盖亦以其不能尊本也。何复用其书胜《易》，以重儒者之相非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