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子既谪潮州，乃奏书谢天子，因讽其天子封禅，谓己文章可以振锡功德，编乎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不让古人。吾窃笑韩子所发轻率，而事不稽古。封禅乃国家大典，帝王之盛事，臣子平时犹不可使人主遽为，况乎在其斥逐龃龉，而辄言之，韩子岂善自宜之耶？如陆贽以宰相黜忠州十年，杜门绝人事，不复为私书。贽不唯能慎，盖亦知其自不当预朝廷之事也，陆公可谓识大体矣。若夫封禅者，非二帝三王之事也。其始于秦之始皇，而甚乎汉之孝武。其事势雄侈，赀费盖百巨万，礼度与古所谓类上帝、望山川岂等耶？当时儒者虽引《舜典》「至于岱宗，柴，望秩于山川」之义以傅会其说，似是而非，殊不得实；复援管夷吾对齐桓公封禅之言，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书也。《汉书》称倪宽议封禅曰「然其荐享之义不著于经」，诚然也。昔太史公虽以之为书，盖避其当时，依违不敢灼然是非，第曰：「余从巡，祭天地诸神名山而封禅焉，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，后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」。至于班固议论郊祀，至封禅，或可或否，亦不灼然是之非之，但推谷永之奏为正。后世宜有卓识贤者，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，折中夫秦汉旧事，以资乎后世之为封禅者可也。吾尝慨先儒如扬子云之徒，徒善著书是非今古万世，而卒不及此。文中子虽稍辩之，欲警隋之封禅者，而其说甚略。于穆后世，如有功德不充，符瑞未至，辄以其法而茍为之者，其何以质之耶？韩子平生自负，谓能专二帝三王之道，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谬妄，安得一朝稍黜，乃自衰谬，反以秦皇、汉武之雄侈夸诞者以事其君乎？韩子其所守如何哉！就令其君稍有功德，可封禅也，犹宜斟酌比较太宗之时，而然后举之。唐之文皇帝平数百年之积乱，独振王道，其功德崇盛，宜比乎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虽汉之文、景，尚恐其不足预其所有。如此，太宗犹不敢议封禅，故曰：「如朕本心，但使天下太平，虽缺封禅，亦可比德尧舜。如百姓不足，虽修封禅，亦何异桀纣？昔秦始皇登封岱宗，奢侈自矜；汉文竟不登封，躬行俭约。今皆谓始皇为暴虐之主，而汉文为有德之君，由此而言，无假封禅」。唐太宗可谓圣贤有道之君者也。而章武之时，其治道、功德、符瑞，其胜于太宗乎？不直不胜，亦恐不及贞观之风远矣，而韩子乃欲其封禅，何其不思之甚也！然则秦汉之封禅者，岂专告其成功于天地耶？乃慕神仙、求长生永寿而为之者也。是故其书曰：「封禅即不死，黄帝是也」。又曰：「上封则能仙登天矣」。元和之末，天子方惑神仙长生之说，引方士柳泌，服饵其金丹，而为患殊甚；况又推秦皇、汉武，欲其重之，韩子举事其见几乎？岂其遭斥逐穷窘，欲媚人主以自茍解免欤？《中庸》曰：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」。斯谓所向茍不失其理，皆可安之，而无以宠辱祸福乱其志也，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异于小人也。昔孙叔敖相楚，三进三黜而无喜愠之色；白居易斥浔阳，不以迁谪介其意。二子如此，盖亦以中庸而自处也。韩子既勇于言事，方降为郡吏，乃举动躁妄，矜夸嗟咨，不能少安，不及孙子、白乐天也远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