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曰：「史谓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天道也，然则《春秋》、《易》尤至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经》乎？予欲尊而专之，子谓之何如」？曰：「岂然乎？五经皆至也，奚止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邪？夫五经之治，犹五行之成阴阳也，苟一失，则乾坤之道缪矣。乃今尊二经而舍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，则治道不亦缺如？《礼》者，皇极之形容也；《诗》者，教化之效也；《书》者，事业之存也；《易》者，天人之极也；《春秋》者，赏罚之衡也。故善言《春秋》者必根乎赏罚，善言《易》者必本乎天人，善言《书》者必稽乎事业，善言《诗》者必推于教化，善言《礼》者必宗其皇极。夫知皇极，可与举帝王之制度也；知教化，可与语移风易俗；知事业，可与议圣贤之所为；知天人，可与毕万物之始终；知赏罚，可与辨善恶之故也。是故君子舍《礼》则偏，舍《诗》则淫，舍《书》则妄，舍《易》则惑，舍《春秋》则乱。五者之于君子之如此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其可遗乎？孟子言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见作之之权也。文中子言《春秋》之所以起，见作之之心也。范宁折中于圣人，睹《春秋》之理也。文中子见《易》之所存，故振之也。扬子云见《易》之所设，故广之也。王辅嗣言天而不淫于神，言人而必正于事，其见作《易》者之心乎！子夏序《关雎》之诗，知《诗》之政为教也。孟子之言《诗》，见《诗》之所为意也。毛苌之言《诗》，《诗》之深也；郑玄之言《诗》，《诗》之浅也。说《诗》不若从毛公之为简也。《五行传》作，《书》道之始乱也；皇极义行，《书》道之将正也。孔安国释训而已矣，圣贤之事业则无所发焉。戴氏于《礼》，未得《礼》之实者也。郑氏释《礼》，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礼也」。问者再拜曰：「若发朦尔」。忻然而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