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曰：「在古法宽刑省，而民之过奸者庸寡，后世法谨刑繁，而民之过奸者满多，斯何故尔」？曰：「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，故民过者鲜也；后之以刑法者存其末，故民过者多也」。曰：「何谓本末乎」？曰：「政教者其本也，刑法者其末也。茍轻本而重末也，与夫洒油救焚，用之虽甚，而其焚愈炽，何由熄哉」？或曰：「仆也故不识政教之所以为本者也，幸吾子尽言之」。曰：「人之善恶岂其性之素尔，是物移之而然也。故开之利则喜焉，推之害则怒焉。自古圣人知其如是也，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养，致庠塾以导其为相孝悌。泽梁交通，教其不相争利；关讥市平，教其不相欺负；十一之赋，教其效私奉公。为之礼以节其哀乐之情，为之乐以正其遗风旧俗，号令以定其言，刑法以防其失。不幸有一坐法当刑，而圣人犹求诸己，曰：『使民如此，盖朕教之未至，政之未修』。而宽之不以刑为。禹南狩至苍梧，视其市以罪杀人，泣而下车问之。左右曰：『若罪人也，不顺而至然，君王何以伤之』？禹曰：『尧舜之人皆以尧舜心为其心，今朕为君，而人自其心，是以痛之也』。文王之时，有虞、芮两国争封而讼于文王，文王词而释之。既而曰：『政之不明，使其然也』。而笃务政，虞、芮由是息讼。夫人情孰不爱好而憎恶，贪生而惧伤？苟同有以得安乐，其生得和同，其族类得遂性，人得美称，岂肯恝然不相从而为之也？虽夷貊之人，必不能如此之不变也。斯古圣人之所以力推于教化者也。故古之人鲜过者，善其俗者也，盖其政教之致也。政教致，故无所用其刑法者矣。君子不得已而用之，非专之也。孔子曰：『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』。故曰『刑也者成也』，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。刑不预章，故民不知法；民不知法，则无所生其讼端。有虞氏知其后世益薄，惧吏巧法茍陈，故制五刑。于其书曰：『流宥五刑，鞭作宫刑，朴作教刑，金作赎刑，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』。后世其德益衰，而书其刑名不可胜数，刑愈繁而民愈恶，盖其本末倒持故也。逮韩非、申子、商鞅辈，茍作惨酷之刑，秦人用之未终世，而其国灭亡不暇。然若甫侯之刑、酂侯之法，以至公而持，尚可以救一世之敝，奈何又后之俗吏侥倖，文法从其心以浅深，刑罚从其情以轻重。夫法者，先王所以务禁奸也，及其敝也为奸；刑者，先王所以制沮暴也，及其敝也为暴。非特为暴，亦所以引人生暴；非特为奸，亦所以引人生奸。是故君子之论刑法者，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」。或曰：「子之言可谓迂矣，非适时变也。如子之论，宜古而非宜于今也。今之民滋恶，非刑法不能治；古之民尚淳，必教化而可劝。茍尚以教化于今世，则狱犴益丰，而杀人者罔间」。曰：「子诚通于时，而乃塞于道也。谓时则古犹今也，谓道则善犹恶也。古之民淳，盖得其道也；今之民伪；盖失其道也。予患道德之不修，不患其民之不速化；患政教之不臻，不患其民之不淳。《诗》曰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』。执斧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，言道之不远，可修而至之也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』。言政教化民之疾也。汉文帝修县默，为之政务于宽厚，耻语人之过失，化行而世无告讦之俗。命张释之为廷尉，欲其持法甚轻。于是刑罚大省，岁卒断狱四百，天下有刑错之风。唐太宗平世祸乱，欲以文治天下，引房乔、杜如晦诸儒辅相，力兴王道，天下遂大治。贞观四年，民家外户不闭，岭表行旅而不裹粮。岁卒断狱不过三十人，肆之还家，而其人应期毕至。当是时也，天下亦几乎刑错之风。然汉唐二世各接乎秦隋旧俗，其民也岂唯雅善乎，而其教治之如此也，岂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时乎？古语曰：『治天下顾其力行如何耳』」。或人默然，再拜而去。